明清史研究辑刊 （研考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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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后，随着针对旗人参加科举的优惠政策的实施，水师汉军中科举人才日增，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摆脱生计困境的有效出路。按清初的规定，各省驻防子弟乡试，均须赴顺天一体应试，“道途遥远者，每以艰于资斧，裹足不前”。嘉庆十八年(1816) 修订办法，各省驻防子弟“准其于本省就近考试入学”，这大大减轻了各地旗人入京应举的负担。驻防子弟可在各省应乡试，还专门“编立旗字号，另额取中”，“学政录送十名，准取中一名”，这种十名取一名的录取概率是相当高的。对承受着巨大生计压力的驻防旗人而言，参加科举考试极具吸引力，三江口水师旗营此后出现了持续的科举热潮。据民国《琴江志》记载，嘉庆以前，水师旗营从未出现一位科举功名拥有者; 嘉庆七年(1802) 至二十一年(1816) ，水师旗营仅出现文生员10名; 嘉庆二十一年以后，科举事业骤然兴盛，共出现文生员287名、文举人65名、武举人49名、进士2名。科举为旗人摆脱生活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也为水师汉军从“军功”起家向“科举”立族转变提供了条件。例如许氏家族，自许正魁在嘉庆十一年(1806) 考中文生员后，就注意培植科举人才，鼓励读书风气。许正魁升任佐领后，“常饬戚族子弟，每夜来署诵书，每人限通宵烛一枝，烛尽见跋，饮粥归家，率以为常。”其子许汝成、许汝培、曾孙许赞勋“先后举于乡”; 其孙许国昌升正旗营正防御; 其曾孙许赞功、玄孙许建韶、许建基，都考中生员。“人以为世济书香”。
赖氏的例子比许氏更加典型。生活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担任领催的赖通照，因人口繁滋而“家素贫”，甚至到了“饔飧不给”的地步，尽管如此，他却尽力“维持家计”，命其子赖安“无预”生计，“专意读书”。在这种条件下努力读书和参加科考的赖安，对生活的困顿有深切的体验，一度打算“弃文就武”，欲“就挑领催，得俸薪以纾父困”。他甚至在考中生员、举人后，“习骑射……仍不辍问”。时任福州将军的萨炳阿“闻而嘉之，不令与挑，而筹款助试。”赖家由此幸免于“弃文就武”，并形成良好的读书应举传统。赖安之侄赖以森，“课子读书甚严，或延名师于家，或命负笈于省，望熊( 赖丰熊) 等成名固甚切。”赖以森经常勉励子侄“读书立志，克绍书香”。赖氏由此成为水师营著名的科举世家，“( 赖) 安大骋骥足，而( 赖) 骞子以森、以权亦接踵贵显至封翁，曾、元辈服官不下十余人。”至晚清兴办新式学堂，提倡留学教育，赖家子弟又积极抓住机会，热心参与新式教育，甚至远赴东洋留学。这样，到清末民初之际，赖氏家族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旧式功名获得者人数众多，各种新式“毕业生”、“肄业生”或“留学生”也不在少数，其中颇不乏既拥有旧功名又拥有新学衔的“过渡性人才”。为直观说明起见，兹据《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将水师营赖氏“大宗”的新旧科举教育人才罗列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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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卷下《世系》，第9下－16上、34上－54下页。
表1 显示出赖家的科举事业，自赖安创始以来，到以字辈、丰字辈两代进入鼎盛。统计资料截止于家谱最终形成的1914年，尽管履字辈大多尚在幼年，但已有数位年纪较长者取得新旧功名或学衔，显示出履字辈强大的人才发展潜力。赖氏“大宗”人才发展所呈现出的这种持续性特征，反映出水师营旗人在因应生存困境上的成功探索，往昔以“从龙入关”、“入闽平逆”自我标榜的汉军旗人，逐渐蜕变为孜孜于科举经营的地方化家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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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旗人”到“族人”
现琴江村
在福州驻防史的早期，“在旗”制度的存在，阻隔了旗人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随着“出旗”政策的推行，省城四旗营的汉军开始加入民籍，逐渐从“在旗”共同体分离。三江口水师营的汉军虽未“出旗”，但在生计恶化的情况下，由于“在旗”共同体的扶助功能日渐失效，他们不得不引入各种应对手段，向“在旗”共同体之外寻求认同。与“在旗”共同体联系的松懈化，意味着这些原本游离于地方社会的旗人，开始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朝“地方化”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进程中，家族组织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出旗”以前，福州驻防旗人的家族观念十分淡漠，家族世系长期无人关注。以赖氏为例，对家族早期历史的了解，仅仅停留于在清初“仗策入关”、康熙间“讨定耿藩”、雍正时“徙驻洋屿”等驻防汉军的共同历史记忆上，大量细节无从知晓。传说中“明时始祖宠宁公以前荒远不可考”，五世祖赖邦俊是“族中父老相传谓仗策入关者”，亦因“世远年湮，无谱系可考”。即使是五世至六世间“驻防福州”以来的家族史，也存在大量不清楚的地方。这是因为，居于其历史记忆核心的不是家族，而是“在旗”的经历。
清中叶以来，随着“出旗”政策的推行和生计的持续恶化，驻防省城的汉军被迫全部“出旗”，三江口水师汉军虽未“出旗”，但“在旗”共同体的整合功能已大为减弱。《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中出现的多例“挈眷远客”、“出外未归”，或“葬于漳郡西关外”、“葬于漳郡南靖城外”等记载，就反映上述情况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无论是“出旗”者还是“在旗”者，都期待能有效地整合这个行将涣散的群体，共同应对生存的困境。嘉庆年间，赖安在准备合修赖氏“大宗”( 三江口水师营“在旗”一支) 与“次宗”( 省城四旗营“出旗”一支) 的家谱时，明确指出整合大宗与次宗的重要性。赖安认为，若“无谱以纪之”，不但“聚族而居”的大宗“将有数典而忘祖者”，大宗、次宗之间由于存在户籍差别，日后更难保不会出现“同体同姓而吴越”的情况。而且，次宗自“奉文出旗，籍福州”以来，“已有散处也”，若不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何术以联之?”赖安后来在手订家谱凡例时着重指出，只有弱化大宗、次宗之间的户籍差别，才能突出二者“同属一本”的家族本位:
次宗至恭谨公以后，入籍福州。今在旗者，大宗子孙也。虽族有旗籍、民籍之别，同属一本，后世修谱者当一体合辑。
至民国初年，随着八旗驻防制度的彻底解体，赖氏家族更强烈地感受到应弱化大宗、次宗户籍差别，突出赖氏家族“同属一本”的紧迫需要。赖丰烈在续修《赖氏家谱》时，曾增加3条新凡例，第一条就建议“自改革( 辛亥革命) 后，驻防旗籍隐然取消，吾族本有给牌为民占籍福州者，此后族人似须隶入民籍为宜。”
随着家族意识的强化，家谱的编撰也提上日程。目前所知赖氏家谱最早编撰，始于赖良。赖良属于赖氏“次宗”，原充省城驻四旗营的右翼领催一职，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奉文出旗”。出旗后的生存环境，与“在旗”时代肯定存在较大的差异，赖良对此必然有深刻的体会。赖良首撰赖氏家谱，其初衷大概与此不无关系。赖良首撰的家谱，后人称为“手集”或“手录”，可能一直未刊刻，内容也不完备，但却为日后历次修谱打下了基础。
后世所见《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的最早版本，是由赖安编撰的。嘉庆年间，“大宗”的赖安向赖长春( 赖良之孙) 提出编撰家谱时，得到赖良的“手集一卷”。此后赖安据此手抄本，同时参考三江口水师营的“旗营编审册”，历二十余年编成留存于后世的《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的基本内容。赖安所修家谱，强调“与其广搜而失实，不如近考之有征”的编撰原则，以“从龙入关”以来的人事为主要内容，尤其侧重对“驻防福州”以来的人事记载。赖安在家谱中认为，赖氏“昔也由颍川而分为辽阳，今也不可由颍川而分为福州乎?”这种刻意在福州与家族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反映出其自觉的地方化意识。
《赖氏家谱》的增订本，主要由赖安之子赖以彬完成。赖安于道光三十年(1850) 去世前，经“累年搜辑，成为一编，拟即付之梓人”，并遗嘱诸子日后将此稿交与次宗的赖长春“鉴定镂板”。赖安去世后，其子赖以彬扶柩回乡，将此稿呈交次宗赖长春校阅后， “知其中尚有遗漏、应行补辑者”。随后查阅了水师营“册档”和证诸墓碑，对旧谱相关记载进行增补和校正。咸丰三年(1853) ，赖以彬“服阕北上”，又适遭江南“烽火”，“行者皆不得前”，期间将该增订版家谱缮写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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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彬增订的家谱未曾刊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未曾“修辑”。赖以彬在同治元年(1862) 去世( 年三十六岁) 时，数子尚在幼稚，对家谱之修订与刊刻“亦未理及”。其子赖丰烈“壮年从事宦途，忽忽不觉六十余年未曾修辑。”辛亥革命爆发，赖丰烈以遗民自居，“避世闲居，检阅旧谱”，这才着手对《赖氏家谱》进行增补工作。赖丰烈向族中征求文献，对旧谱“逐细编辑，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截止甲寅(1914) 冬始成”。赖丰烈将增补后的家谱交付印刷厂排印，形成《赖氏家谱》的第一个正式排印本。
嘉庆以来《赖氏家谱》的历次编撰，是推进家族组织建构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家谱中的世系展衍，全体“族人”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从而被组织进复杂的血缘关系网络中。在家谱建构起来的血缘网络中，无论是“在旗”的大宗，还是“出旗”的次宗，都是始祖宠宁公的后裔。构成族人之间根本差异的，已不再是户籍身份，而是家族伦理关系。通过家谱中的谱系建构，不仅确认了族人的身份和位置，而且建构起一套“标准化”的家族记忆。昔日的“旗籍”认同逐渐趋于模糊，家族认同随之兴起。
如前所述，《赖氏家谱》的编撰经历了从赖良“手集”、到赖安初稿、赖以彬增订版和赖丰烈增补版( 排印本) 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考订校正和正疑补阙，家谱的记载逐渐从简单变得丰富，从疏松变得严密，“可信”度不断提高，体系渐趋“完善”。在家谱的这种完善化进程中，通过“可信”的方式使祖先世系清晰化一直是个难题。在《赖氏家谱》中，早期祖先的情况很不清晰。不用说“前明时人”始祖宠宁公“以上荒远无可考”，就是始祖宠宁公以后，乃至驻防福州以来的很多问题也长期无法厘清。其中四世以上祖先之生卒与墓葬等情况，均无考。五世驻防福州以后，家谱记载逐渐详细化，但仍然存在众多阙疑之处。赖宸等人的寻觅祖墓活动，就代表了赖氏家族弥补家谱记载阙疑方面的努力。
赖宸、赖以桐、赖以梁三人都属于“出旗”的次宗，生活年代大抵同时，其中赖宸最年长，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赖以桐、赖以梁则都生于咸丰以后，三人在1914年家谱增补完竣时都还健在。他们对五世祖赖邦仁、六世祖赖光先等墓葬的寻觅和迁葬，使家谱世系记载更加清晰化。五世祖赖邦仁的情况，在旧谱中甚不清楚，墓葬、“生卒年月均失传”，甚至连“所自出”亦“未详”。据记载，赖邦仁墓葬的发现与辨识颇具传奇色彩:
公之墓系十一世族孙以桐公觅得。墓在庙后山，顶峻险大，覆�√�塌。经十世族孙宸公、十一世孙以梁公细看，大墓牌仅书“邦仁赖公配朱氏康熙戊戌年( 1718) 立”。墓面宽阔，似其长男宗辉并配高氏祔葬于内。且大墓下左侧十数武小墓牌书“君显赖公配黄氏”，查谱载次男宗耀配黄氏，是耀取义字君显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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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邦仁家族墓葬群的发现与辨识，不仅填补了家谱记载的某些不足，同时也“证实”了家谱记载的“可信”。六世祖光先公一支，“未详所自出”，生卒墓葬也不详，“亦无后裔”。赖宸、赖以梁后来发现“赖母钱孺人单圹在凤邱山下，牌已欹斜”，查对家谱后，证实“乃光先公元配”。
寻墓与辨墓填补了家谱记载的某些缺失，随后开展的迁葬活动更强化了族人对墓葬所在地方社会的认同。五世祖赖邦仁家族墓葬群经辨识后，赖宸等按照福州当地习俗，将遗骨装瓮，迁葬到凤邱山家族墓地:
甲寅(1914) 清和，检大墓果得四殖，检小墓得二殖，共装六瓮。又顺检蒲岭路旁赖公长青装一殖，统葬凤邱山下石坊上、宸公胞长姊未字赖明珠墓之前，新立石总牌“康熙戊戌立，甲寅年迁”。
六世祖妣钱氏等的墓葬也采用类似的处理:
续于光绪□年检得钱氏装一殖瓮。并汇检本山，得长亲严琪琏配张氏、子品铨及营前陈祖姑子桃桃、诗诗同赖圣明配阮氏等，共装九殖瓮，统葬凤邱山下石坊之上、宸公胞姑林母赖孺人墓之前，新立石总牌。
赖宸后来“就馆延平”时，“又检得平和赖培元装一殖瓮”，他也将此瓮“寄省祔葬总牌之右，另立石牌”。寻墓活动证实了赖氏家族长期居住福州的事实，而家族墓地的建设和迁葬活动的频繁出现，则进一步强化了族人以福州为赖氏家族“落叶归根”之地的认识。这也标志着昔日游离于地方社会之上的“驻防汉军”，已日趋转变为立足当地的世家大族了。
随着家族组织的日渐完备，家族组织的整合功能开始凸显，“其于尊尊亲亲之义，于是乎显然昭著”。尤其是在实现经济社会互助方面，族人间形成了“尊知其所当尊”、“亲知其所当亲”的传统。例如:
(赖通照)先有祖姑适于谢者，青年居寡，携其孤来，祖考教养备至，迨其孤能自树立，始令奉母而归。后胞姑适于刘，亦早寡，抚孤养姑，矢节惟笃。嗣因其姑逝世，亦命挈子而来，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至于成立，今之官佐领名青藜者是也。至同族中有无后者，任其身后事，不可枚举，从无德色，亦无倦容。顾吾祖考之所以施于人者如此。
(赖安)于戚族中情当馈赠者、义当周恤者，以及于名节之当钦敬者，虽远宦，必以时济。
外王父卒后，无子，外王母依母姨而居。府君(赖安)以道远不能赡养，至于今馈遗不绝，戚族之间，遇便必有投赠，视亲疏境遇以分多寡，无一遗者。
(赖以森)每于里党亲友婚丧，时有资助。届岁暮，必有助其度岁。行诸数十年，未尝少辍。
考虑到清中叶以来“在旗”共同体的松懈和救济功能的渐趋失效，族人对家族之内救济事务的热心参与无疑是必要的。此外，一些族人还热心举办地方公共事务，原先“在旗”共同体的作用进一步被取代。例如，赖安为官以后，对“旗中鳏寡孤独四者”，长期“按籍而遍赠焉”。道光二十四年(1844) ，其子赖以彬从赖安的任所回乡之际，赖安还特别交代应“踵而行之，无忘也。”另外又嘱咐“邻戚中有孀妇者，其姑将嫁之，妇以死矢，嘉其节也。遇有便，必助之……若有余资，可从丰赠。”又如赖以森，“尝创生生社，捐集巨资，以挽溺女之风，垂三十年。捐资需罄，复独立捐办者又十余年。活女无算，远近闻风，遂移溺女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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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来“出旗”政策与生计压力，曾使这群“出旗”的或“在旗”的汉军一度趋于涣散，而家族组织的逐步建构，又使行将涣散的人群重新得到整合。由此，原先以“镇守者”自居的“旗人”，也逐渐转变为以地方社会为根基的“族人”。

五、余论
本文以清代赖氏家族为例，展示了汉军旗人驻防福州、“奉文出旗”和建构宗族的过程，探讨了清代驻防旗人的地方化和认同变迁等问题。通过分析可知，在清初的驻防体制下，汉军旗人被编入特殊的“旗籍”，享有各种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以外在的“镇守者”自居，游离于地方社会之外。清中叶以来，随着“出旗”政策的推行和生计压力的扩大，部分旗人被迫脱离旗籍，与“在旗”共同体彻底中断了联系; 未“出旗”的汉军，也出现居处涣散、生计模式改变的新情况。随着“在旗”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功能趋于弱化，无论是已“出旗”者还是“在旗”者，对“旗人”身份之认同已趋淡化，他们开始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科举传统的形成和家族组织的建构。科举传统的形成，意味着汉军旗人在“披甲”吃粮之外找到了新的生计出路，也为其从游离于地方社会之外的“镇守者”向地方化的家族之转变提供了条件。家族组织的建构与完善，更取代了“在旗”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功能，使行将涣散的人群重新得以整合，驻防汉军最终完成了从“旗人”向“族人”的转变。
在清代，全国各地设立的八旗驻防单位达数十处之多，本文考察的仅是其中一处个案。赖氏个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在旗”的大宗和“出旗”的次宗两支共同构成的，家族内部已经出现了“旗民混杂”的情况，这可能是推动其迅速地方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在旗”之大宗驻防于三江口( 洋屿) ，远离省城，与京师总旗更属悬绝，在这种条件下，清廷维持“满洲之道”的各种措施似乎难以很好地被推行，这可能加速了其“旗人”认同的弱化。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頁111-124。注釋從略，引用請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