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御国归帆 于 2014-1-14 23:17 编辑
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
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满族 汉军旗人 历史记忆 认同
作者刘正爱,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福建省长乐市琴江满族村的八旗汉军后裔为例,通过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强烈要求修改民族成份并于1979年建立满族村的过程,考察国家框架之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目前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已居第二位,仅次于壮族。纵观几十年来满族人口的变化,我们看到,从1953年到1964年满族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分别为240万和270万人,1982年满族人口超过了430万人,而到了2000年已经高达1068万人。有研究表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辽宁省锦州地区大约22.6万名满族人当中,有10%是八旗满洲的后裔,其余的90%为八旗汉军的后裔。参见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p.279.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关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满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可归于多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地位降低,很多满族人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直至80年代落实民族政策后才又重新申报为满族。
满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民族名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此之前主要是用旗人、满人、满洲人等称呼。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是清代的军事、社会制度。八旗分为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旗人是指包括家属在内的所有八旗成员。非八旗成员则被称为民人(汉人)。也就是说,旗人和民人是围绕着八旗制度产生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因此,汉军旗人虽然与民人具有相同的文化谱系,但由于他们被编入了八旗,因此他们与民人属于不同的范畴,即他们是被定位在旗人这个范畴里的。
关于汉军旗人的民族归属问题,过去曾经展开过一些讨论。参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国内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64年印行,第134-136页。上世纪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王锺翰先生提出:“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王锺翰:《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这一观点后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很难做出这样明确的区分。根据笔者的调查,“文ge”后民族政策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只要是子孙三代(甚至是姻亲)中有一人是旗人,就可以报满族。但也有一些汉军旗人,虽然没有出旗,却仍坚持认为自己是汉族,不承认自己是满族;反过来,有的虽已出旗为民,但仍认为自己是满族的汉军旗人,而且这样的人还很多。
重要的是,无论本人的民族意识如何,如果得不到行政上的认可,就不能享受少数民族的待遇。换句话说,在中国,个人的民族认同与伴随着制度性保障的民族成份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行政性、制度性的“民族”。
巴特的族群边界论所代表的族群(ethnicity)研究认为,族群性是自我和他者互动关系的产物,它受双方的制约;在边界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化特征还会不断发生变化。参见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10. Universitesforlaget, 1969。在中国,虽然也存在上述情况,但是国家的行政性、政治性因素显然比文化因素重要得多。
科恩也曾指出:不应该把族群性看做固有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当做根据周围的情况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或可操作的归属意识来看待,族群性具有随机性、战术性和工具性特征,它是任意的和可变的。参见Avner Cohen, “Introduction: 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A. Cohen (ed),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k Publications, 1974。科恩强调的这种随机性和工具性特征,在中国是要经过国家的行政性及制度性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的。
美国学者赫瑞通过对中国彝族的研究,认为族群性的真实本质是三种界定相混合的产物。族群的界定者包括族群成员自身、邻近族群成员和国家。在中国,国家掌握着民族识别以及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参见[美]斯蒂文•赫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中国的“民族”是自上而下“建构”出来的。参见[日]毛里和子:《从周边看中国——民族问题与国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这个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要看到,它并不是单方面的建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少数民族对国家所建构的“民族”的积极响应。另一位日本学者铃木正崇在强调少数民族被国家创造这一点时,不仅注意到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互动,而且也注意到外在与内在两个不同的力学角度。参见[日]铃木正崇:《被创造的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国家形成》,[日]饭岛茂编:《“民族”与国家的抗争——人类学的视野》,日本学术出版会1996年版,第212页。笔者认为,只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视角放进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只注重某一个单方面的视角,才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本质。
满族的认同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备受历史学家的重视。柯乔燕(Pamela Crossley)、爱德华•路斯(Edward J. M. Rhosds)、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通过文献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清代或清末民初满洲人的认同特征。参见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0;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些成果为研究当代满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
作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定宜庄、胡鸿保的合作研究则把视线投向了当代满族的认同问题。他们通过文献史料的考证和田野调查,将历史研究应用到了具体个案的分析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参见定宜庄、胡鸿保:《“有入有出”与“融而未合”——对共同体形成问题的若干思考》,《满学朝鲜学论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浅论福建满族的民族意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虚构与真实之间——就家谱和族群认同问题与〈福建族谱〉作者商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定宜庄:《对福建省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第8号,1998年。本文将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国家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认同的特征。
二、琴江村历史:城墙之内与城墙之外
琴江村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南岸的乌龙江、马江、白龙江汇合处,是省内唯一的满族村,行政上属于长乐市,距闽江口15公里。流经这一段的闽江宛如一把古琴,故名琴江。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为了发展和完善八旗驻防制度,从驻防于福州的老四旗中抽调了513名八旗汉军官兵携眷进驻琴江,围地筑城,建立了“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也称“营盘里”)。
这一段历史,在笔者收集到的家谱中也有所反映。根据《琴江许氏家谱》(1928年编)记载,许氏始祖圣公于天聪崇德年间编入汉军镶白旗,二始祖义起公于康熙十五年(1677)平定三藩之乱后入福州,三世祖宗华公于雍正七年十月移居琴江。 杨家家谱《四知堂杨家支谱——次房》中,虽没有“汉军旗”的字样,但也提到其祖先原籍辽东,后随靖南王辗转山东、广东等地,“入闽而居”。此外,根据赖氏家谱记载,赖氏先祖赖通照在明中叶寄籍辽阳,清初以功隶旗下,“从龙入关”,故世为汉军正黄旗人。
对于没有家谱的人家来说,墓碑是唯一可以证明其祖籍的资料。许多刻有“辽东”、“铁岭”、“延陵”、“三韩”字样的墓碑至今还散见于荒山野岭之中。村民们以这些墓碑为依据来追本溯源,认定自己的老家在东北。“三韩”墓碑以朴、李、金、崔四姓居多,村里人认定他们是清初入旗的朝鲜人后裔,但现无法找到支持这种说法的依据。而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三韩”是一个地名,指的就是辽宁。根据2003年2月13日定宜庄的口述。
目前琴江村有157户,总人口为395人。其中,满族222人,汉族171人,苗族2人(据2002年的调查数据)。这些年,出外打工人员逐年递增,目前住在村里的只有200多人。耕地面积还不足60亩,主要生活来源靠国内外的汇款和卖蔬菜所得的微薄收入。
三江口水师旗营与其他驻防地一样,也是从建造特殊的空间开始的。旗营圈地近5000平方米,建有5米高的城墙,城墙内有12条街,500套兵丁住房(共1321间)。②参见定宜庄:《对福建省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第8号,1998年。1958年【系统屏蔽词】时期,城墙被拆毁,但城内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结构,尤其是首里街和马家巷,至今还保留着旧时的风貌。虽然水师旗营的城墙没有把城内和城外的社会空间绝对隔离开来,但是作为旗人的生活空间,城里在文化、政治与社会方面还是具有与城外不同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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