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儿童非法交易黑幕。。我们在等美国国会来管吗？

黑狼

　[晚报导读]《大西洋月刊》报道，1月中旬，一名中国举报人发帖指控，江西贵溪大量被跨国收养的儿童与婴儿买卖、虐待、腐败有关。这一案件依然在调查中，目前还难以断定是否属实。但单2012年，美国就收养了3000个中国儿童，一个孩子领养中介都能挣好几千美金，这一话题在中国境外也成为禁忌……
　　王邦银（音译）是贵州省贵阳市当地的农民。在贵阳市儿童福利院他与被解救的儿子重聚，父亲紧抱住儿子。路透社）
　　2011年3月，罗斯·坎迪斯吃了人生最难以下咽的一顿午餐。当时她正在中国南部小城韶关的一家餐馆。听旅伴向她翻译同桌的一个男人向他们讲述的情况后，这位美国母亲差点没吐出来。她在中国收养的女儿从本质上说竟然是有人为了牟利，被人买走然后倒卖给她的。中国孤儿院曾向她出事过一份文件，证明她的养女是被人抛弃在路边的，现在可以证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福利院还给了她一罐土，说是为了让家乡的土能陪伴着女儿在美国成长，这罐土也不是来自女儿的家乡，而是和女儿那份伪造的身份文书出自同一个地方。坎迪斯飞了几千公里来为女儿寻找亲生父母，但现在她离谜底却越来越远了。
　　几乎在整整一年前，刘立勤（音译）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那天他在建筑工地做一份临时工，正准备吃午饭、抽根烟休息一下时，他妻子打电话告诉他，他们两岁大的儿子刘进军（音译）丢了。刘立勤匆匆跑回家，发了疯似地到处找儿子，但毫无结果。他和妻子叫来一些亲戚帮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说儿子失踪了。随后又让城里的邻居们分散开去，沿路喊着儿子的名字寻找，询问路人是否看见过丢了的小男孩。警方告诉他，现在男孩不见的时间不够长，达不到立案的条件不能立案。最终，那天很晚的时候，刘立勤想到可以去查一查他家附近街边一栋建筑外装的监控录像。当监控画面被调出后，刘立勤果真发现在画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脸部模煳的男子抱着进军从他居住的小巷里走了出来。我第一次见到刘立勤就是在这条小巷子里。他答应把他的经历作为我一部关于中国被绑架儿童的纪录片的第一个的故事。“看着监控画面里那个男人把儿子带走的时候，我……”刘立勤一时语塞，“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罗斯·坎迪斯和刘立勤二人背景的差别如此之大，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这几年都在中国苦苦追寻着孩子的踪迹，他们都愿意付出一切来找到结果，几乎每一次尝试又都同样以失败告终。贩卖儿童和收养儿童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却又十分不透明。中国方面将其作为禁忌的话题。他们虽然知道该问题的存在，但却并未公开相关的统计数字，诸如被绑架儿童的数量、被卖到孤儿院儿童的数量。由于考虑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收养家庭的影响——仅仅美国人在2012年就收养了近3000名中国儿童——这一话题在中国以外也是一个禁忌话题。
　　中国儿童的跨国领养中存在的儿童绑架和买卖问题都没有得到过广泛研究。没有谁能确切地说出每年中国被绑架儿童的总数、他们被国内或国外人领养的百分比分别是多少。最近几年我一直研究这一问题，我发现这一问题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严重的多。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和我妻子采访了几十位被拐卖儿童的父母以及领养儿童的美国父母，这些美国父母开始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拐卖来供他们。
　　罗斯·坎迪斯说，一开始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至少，和其他刚有了孩子的父母们一样顺利。但艾丽卡四岁的时候，告诉他们她想念自己的生母。她问我：”你们能帮我找到她吗？“坎迪斯确实不知道女儿的生母在哪，于是她开始在网上搜寻。她发现一个专门为养父母寻找其收养的中国子女来历的网站，网站名叫“搜索中国”。
　　布莱恩·H·思达西是三个领养女孩的父亲，他建立了搜索中国这个网站。他看过艾丽卡的身份证明文件后告诉了坎迪斯一个坏消息：艾丽卡的收养很可能跟湖南省的拐卖儿童丑闻有关。2005年11月，中国记者报道称湖南以及其他几个省份的幼儿被拐卖到中国的几家专业的孤儿院，而孤儿院则向领养幼儿的父母隐瞒了这些孩子的来历。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儿童领养团体。在研究了艾丽卡过去所在的韶关市曲江区社会福利院的领养数字后，思达西发现这一丑闻被揭发之后，该福利院的领养人数急剧下降。随后，政府进驻了该福利院，并停止了所有的领养活动。这说明，这家孤儿院已经被卷入了这次丑闻。他给坎迪斯发了一条这件事的新闻链接。”然后我开始紧张了“，坎迪斯说。
　　很多父母至此就放弃了，但坎迪斯可不想就此罢休。“我必须知道真相。”她跟我说道。于是她继续搜寻。她雇佣了一位中国调查人员在女儿呆过的福利院周围张贴海报来搜集信息。可什么也没查到。不过坎迪斯仍然不停手。“每个月我都要给布莱恩和兰（思达西的妻子，同样是搜索中国的调查者）打电话。”她笑着告诉我，回想起来，那时她一定看起来非常固执。坚持了两年以后，兰终于答应和坎迪斯一起去中国，看看到底能不能挖出艾丽卡的身世之谜。

　　在山西太原，刘立勤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在儿子进军被拐走后的第一周，他和妻子几乎都没睡过觉。“我们都分不清白天和晚上”他说道，“真的是分不清了。”他们在家附近的街道和小巷子里来回寻找，亲戚则帮忙在城里的各个车站寻找，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警察什么忙也没帮上。当进军刚刚被拐走时，警察来到他家，告诉他们夫妻，小男孩可能只是去了亲戚朋友家，他们得自己去找。在刘立勤找到了监控录像的证据后，警察接受了报案，但他们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就像对待许多孩子被拐的父母一样，警察告诉刘立勤如果他们自己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任何线索，一定要报告他们。刘立勤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线索，警察估计什么也不会做。三年过去了，进军的案子依旧摆在那没有动静。刘立勤说，官方根本从来就没查过这案子。（我给当地警察局打去电话询问，接电话的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也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去找

　　我在太原参加过一次这样的集会。那些失踪儿童的父母把一辆“儿童搜寻车”——一辆小卡车，
　　我在这场即兴的游行中四处走动，只是拍拍照片，拍拍视频，保持低调，以免给这些家长招来麻烦。尽管这样，仍然有几个警察来到游行队伍中，把几个家长拉出去。我猜想一切都完了——结果确实如此——不过警察还算比较友好。警察没有严实武装，但家长们的游行并未得到许可。就像中国其他地方的警察一样，警察当局对于外面的人怎么看待这样的街头集会非常敏感。警察没对我说一句话，但我这个外国人在集会人群中拍照这件事，可能就是警察介入并制止了集会的原因之一。第二天，警察真的去刘立勤家里找他询问，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人介入其中。刘立勤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碰巧路过的游客，然后警察就离开。

　　坎迪斯和兰来到中国韶山找到了一个叫何早林（音译）的人，艾丽卡的身份证明文件上说他是艾丽卡的“发现者”。文件上说，他在韶关市胜利路上发现了这名弃婴，然后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他答应陪她俩吃一顿午饭，吃饭时告诉她们，他从没捡到过小孩子，坎迪斯震惊了。他说，他只是孤儿院一个负责人的朋友，那时他是曲江区民政局的一个主任，他给他那位在孤儿院做主管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那位主管确认了他的说法，因为他在重复对方话的时候说：这些孩子是我们买来的。
　　“我他妈的当时都想锤死他，不过我可不想被关进监狱。
　　这趟旅程最糟糕的一刻随后到来。在跟留在美国的艾丽卡用SKYPE视频聊天时，坎迪斯告诉女儿“我们没没能找到关于你生母的任何线索。”女儿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奇，她看起来很沮丧，只是说了句：“哦。”然后艾丽卡哭了。这种时候不能陪在她身边，我心都碎了。“这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真的，真是太糟了。”
　　在中国，像进军这样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世界因为孩子被拐卖而大变样，问题重重。根据我们采访过的所有的家长的讲述，孩子不见了以后，警察一般都是草草行事，帮不上什么忙。像刘进军一样，大部分的家长，警察都会让他们自己去找孩子。我们为了拍纪录片采访了石日成、雷永（人名均为音译）以及其他几位家长，根据他们的讲述，中国很多警察局都要等到孩子失踪24小时之后才会接受报案。不幸的是，根据文件记载的儿童拐卖案，诱拐发生24小时后，孩子可能已经在几百公里之外了。在刘进军以及其他许多其他案子里，调查漫不经心，不负责任。
　　因此，家长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孩子，引起外界关注。但这往往会引起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对抗。这些部门总是想要让所有公开表达不满的人闭嘴。石日成和王叶叶（音译）是太原地区两位失踪儿童的家长。他们寻找孩子的时间都比刘立勤要长，警方对他们大力阻挠。王叶叶告诉我们警察经常经常深夜来敲门，谎称有人电话举报他们家里发生家庭暴力。他们询问她最近去了哪些地方，警告她不要不经申请就跑到外地
　　即使孩子知道了，也毫无办法。王庆顺是杭州一名汽车销售员，他年幼时被拐走，卖给了浙江一个“领养”家庭。他对周围的每个人都说，那里不是自己的家，并且他也不叫王庆顺。他说话的口音也和当地人不同，甚至连养父母家的人都很难听懂他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这儿的人，成年人都选择不提此事，小孩们倒很乐意说我坏话，他们会说‘哦，这个小孩是买来的’，诸如此类的话。上幼儿园时，我常常被老师停课，不是因为我淘气，而是其他孩子老是嘲笑我说我是买来的，于是我就报复他们，打他们。有时我会抄家伙砸在他们头上。”王庆顺说道

　　一个美国的政府官员如此解释说：我们相信预防用于跨国收养的儿童拐卖行为、腐败、欺诈、不当得利的最好屏障是《海牙收养公约》。中国是《海牙收养公约》的签约国。

　　对于所有的协议领养活动，在孩子出生地所在国的美领馆官员都会在领养家庭领养或者准备领养前检查领养前的所有程序。在领养工作完成后，领养儿童移民到美国之前，领馆官员必须进行认证，确认跨国领养程序的所有步骤都符合《海牙收养公约》以及《跨国收养法案》的规定。

　　一些不正当的跨国领养活动有时会被错贴上“非法交易”的标签是因为国际上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定义有差别。

　　那些理应获得国际领养资格的儿童不幸沦为不当的商业行为或可疑程序的牺牲品，而那些欺诈者，如果不是准备将儿童用于性交易或强制劳动，其行为根据《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案》却不会被定义为非法人口交易

　　“我有时在脑子里问自己‘喔，我该放弃吗？’”坎迪斯说道。“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不会放弃的。”二月底，她回到华盛顿特区，这是最近九个月来的第三次了。她把我们的纪录片放给CECC的国会议员观看，并且和该委员会的众议院议员玛丽·兰德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议员史蒂夫·肖伯特（来自俄亥俄州）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她依然很乐观地认为，只要她继续努力推动，TVPRA终将改变。“我计划继续和委员会一起，推动这项艰难的工作，直到那些儿童买卖的受害者能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和认可。”她说道

　　当然，这一问题未被被充分讨论的另一原因是因为钱。中美间的领养业务可是笔大生意。每从中国领养一名儿童，美国的领养中介都能挣好几千美金——坎迪斯说自己就花了差不多20000美元，大部分领养机构标出的价格也都在这一范围——而中国的孤儿院一般能从领养父母那里收到至少5000美元的捐款，坎迪斯付了3000美元，但那以后，这一项必须交的费用已经涨到5000美元了，全中国都一样。在美国这边，如果停止所有中国领养业务，那会导致很多美国的领养中介机构收入大幅减少，其余的就只有关门大吉了。而在中国那边，福利院从每个被领养的孩子身上挣钱。福利院买来一个拐来的儿童大约只需花费500美元，快捷的跨国领养，能让他们大挣一笔。

　　“我认为来自中国的领养业务，超过四分之三都涉嫌欺诈或非法交易。”布莱恩·思达西说。在领养研究领域，思达西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家长们指责他别有用心（企图让中美间的领养业务停止），并且搜寻中国向愿意调查自己孩子背景的家长们提供收费的调查报告，平均费用大约50美元。

　　不过他是唯一对中国领养儿童进行广泛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的人，只有他能判断哪家孤儿院从事了买卖儿童交易，涉案程度有多深。思达西认为坎迪斯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尽管中国官方正式宣布湖南以及其他几个被广泛关注的儿童贩卖丑闻已经被处理，但儿童买卖还在继续。

　　

异度空间

楼主，领养中国一个小孩，外国人一个基本要2万美金，这里有很多外国人领养小孩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