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晋江、长乐民营经济发展对对碰（下）

天涯

▲晋江现代化的纺织车间

                　　  

　                      　▲长乐金峰镇早期的布匹市场

　　                  

　　                      ▲长乐早期家族作坊式的炼钢厂

                　　  

　                 　▲长乐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现代化厂房



西岸视窗――
内外突围
――晋江、长乐民营经济发展对对碰（下）

　　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在晋江、长乐，民营经济俨然已经充当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民营经济发展有着特定的规律和轨迹。良好的发展环境与良好的企业素质，就像辩证法中所说的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一样，决定着民营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好与坏。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晋江与长乐，走近企业家们，共同审视他们所处的发展环境，共同感受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压力与希望。

　　

　        　［企业家成长篇］

羽化的痛苦与希望

　　讲诚信，能吃苦，不服输——晋江企业家成功的因素。文化素质不高——晋江企业家的不足。

　　晋江政府与北大联系，办起了“总裁班”。企业家们踊跃学习，增进知识以适应新形势

　　“晋江的成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身上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已退休的晋江市副市长邱华谋从人的因素分析晋江的成功。

　　能吃苦、不服输、从不言败，骨子里充满一股韧劲，晋江的企业家个性鲜明。杨荣辉，就是属于这样一个“爱拼”的企业家。“我是属于最早创业那一拨人，走过的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力豹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辉说：“刚创业的时候，向别人借10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和我弟弟一起来做，厂房就是海边的那座老房子。我弟弟是学裁缝的，他负责加工，我跑市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一把剪刀两个轮子闯天下’。慢慢地有了些积累，盖了厂房，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除了能吃苦，我们还讲究信用，这是我们成功的另一大因素。”当问到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时，柒牌总经理洪肇奕如是说。柒牌前期发展遇到流动资金困难，在难以取得银行贷款情况下，经销商先发货款，公司后发货，帮助企业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靠的就是信誉。

　　这种诚信经营的策略，使得早期一些发展起来的企业在融资方面有了保证。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买方市场后，产品过剩，企业间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加上整个产业面临升级，这些都对企业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光靠埋头苦拼显然无法解决问题，甚至还会碰个头破血流。一部分“泥腿子”出身的晋江企业老总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主动寻求学习机会。晋江市政府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动和北京大学联系，牵头办起“总裁班”，一时出现报名踊跃的情况，目前“总裁班”已成功举办了三期共培训了140位企业家。

　　洪肇奕是北大总裁班第一期学员。“尽管培训时间不长，但开阔了视野，受益匪浅。”他感慨地说：“我们这一批企业家成名很快，但积淀先天不足，差就差在文化素质不高上。‘泥腿子’上岸搞企业，过去听别人称自己是‘农民企业家’还觉得很光荣，现在想想，不足就在‘农民’两字，新脚穿旧鞋，以不变应万变，这些老套路都行不通了！”

　　类似的“谦虚”，在露友体育用品公司丁路生身上同样表现得很充分。作为“总裁班”第二期学员，丁路生感叹的是“知识越来越不足，跟不上了。”丁路生说，露友现在正加快进行品牌建设，公司现在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奇缺，而依靠自己的能力时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裁班’这种临时的‘充电’是必要的，但晋江的企业经营者们知识积累太少，欠账太多，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学习。”泉州经济发展中心黄景顺研究员如是说。“老一代企业家在不断学习，适应新形势，但我更看好第二代科班出身的掌门人！”晋江市商业局局长谢陆伟直言不讳。目前，晋江第二代掌门人中，已出现一些科班出身的，和第一代相比，这些新人在外语、经济判断、视野等方面都具有优势。

　　据了解，前三期晋江北大总裁班共有140位学员，其中属于二代接班人的只有20多位。今年新一届晋江北大总裁班年底前开学，虽然报名工作还未开始，不过前来咨询的已经很多。负责带队的晋江市人事局苏延辉副局长告诉记者，从咨询情况看，今年总裁班的学员中，晋江企业的二代接班人数将会显著增加。

　　这，对于亟待升级换代的晋江企业经营者来说，或许称得上是个好的迹象！

　　

成长的快乐与烦恼

　　舞活龙头，吸纳资金，共荣互利——长乐企业家成功的要义。

　　长乐企业家的不足是否也在于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却认为：专业人才有钱就能雇到，关键要在企业运作的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

　　“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的组织和参与，就没有‘回归工程’的成功，更没有长乐经济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在接受采访时，长乐市委书记林彬感慨地对记者说。

　　郑宝佑，金纶石化纤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就是林彬口中所说的这样一个企业家。

　　20多年来，他先后在湖北、湖南及长乐等地办起了10多家工厂，企业规模实力迅速上升至全国纺纱业前三名。去年他又投资15亿元，在家乡兴办了一家新企业。“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这么多资金，全靠股份制筹资的形式，吸纳海内外乡亲的资金参与投资。”郑宝佑说，在创业过程中，由于自己比较出色的经营能力，参股的投资者一直拥有较高的回报，对其信任度与日俱增。因此，当他的新项目需要资金时，海内外长乐老乡总是踊跃加盟。

　　“民间资金分散，要变成项目投资，一是要有项目载体，二是要有人出面组织，而这两个方面都要由企业家来完成。”不善言语的郑宝佑总结出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就如同一条条充满活力的纽带，迅速而有效地聚合起各类民间小资本，让一个个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聚集成为可能。

　　在普通人眼里，民营企业家是成功者；而在企业家心里，眼下却有着许多的困惑与烦恼。守好摊子，还是再造自我，“泥腿子”出身，靠埋头苦干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民营企业家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采访中，当地政府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为了帮助企业经营者解决企业升级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去年7月，长乐市专门牵头组织开办“清华大学工商企业信息战略与知识管理总裁研修班”，向企业经营者灌输现代的经济、管理理念。可是，与晋江类似“总裁班”异常火爆、新老企业老总争相报名培训的情形不同的是，长乐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鲜有亲自到场上课者，派来参加培训的多是他们的下一代。

　　处世低调，不事张扬，是长乐企业老总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在遇到新问题时，他们习惯于从经验中寻找答案，采用一种最实用的解决办法。“经验告诉我，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企业最能解决问题。”一位资产不菲的企业老总直言不讳地表露出对传统家族制企业的钟爱。“知识文化水平高低不能说明什么，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长乐企业老总们交谈，记者既能感受到他们对自身实践积累的充分自信，也能体会到老一代企业经营者对新生代的诸多疑虑。“长乐企业不缺生产、经营或管理上的专业人才，这类人才只要愿意花钱都有办法雇到。我们缺的是经过实践磨炼的全面型人才。”华源公司董事长陈宗立不仅这样想，并且将之付诸企业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上。家里唯一的男孩初中刚毕业就被送到职专就读。一年后，他又将儿子送到加拿大自费攻读工商管理课程。去年，由于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公司人手紧缺。陈宗立毫不犹豫地让尚未修完学业的儿子打道回国，帮助自己打理生意。“说到底，企业也就是我们的家业。这个企业最后还要交到他的手上。书本上的东西只要懂得一些也就行了，关键是要提前让他介入企业运作，在实践中培养、提高综合素质。”陈宗立现在为儿子安排的是总经理助理的职位，没有多少实权，却能接触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

　　十年磨一剑。这批拥有独特创业背景、掌控大量财富的长乐民营企业家，已经走过了20年的创业路；他们的成功，充分证明其自身的能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他们能在思维创新上勇于突破自我，把残存的小农意识消灭掉，将长乐人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演进为现代市场理念，那么就有可能锻造出管理更大规模财富的能力。

　　

        　　［政府职能篇］

政府：与企业一起成长

　　支持民营企业，晋江历任政府的政策与措施一直保持连续性，今后更应注重观念的先导作用。

　　“我们兄弟最初创办的工厂叫英林新艺佳丽服装厂，虽然是个人出资，对外打的旗号却是队办企业。2000年，企业改名为柒牌集团，这才逐渐恢复了民营的身份。”

　　柒牌集团总经理洪肇奕当年的那段经历，便是今天晋江人仍然津津乐道的“戴帽子”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营造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环境，晋江市政府大胆允许并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挂靠在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名下，当时人们称之为“戴红帽子”。再后来，合资企业享受的政策更优惠，政府就鼓励更多的企业戴“洋帽子”。在当时，这么做，政府官员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但企业经营者们因此吃了定心丸，他们不再关心企业是姓社还是姓资，而是专注于企业发展。进入21世纪后，出于明晰产权的需要，政府又积极引导众多企业“脱帽子”，还企业以民营本色。

　　晋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政府政策和措施一直保持较强的连续性。“20多年来，晋江市不论现班子，还是原班子，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始终不遗余力。早在1990年前后，晋江市五套班子就开始与乡镇、重点民营企业挂钩，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原晋江市副市长邱华谋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

　　在晋江，政府与企业之间，俨然已经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同步发展。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誉为“政企互推”。从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组织企业外出展销，到上世纪90年代培育重点骨干企业，再到如今打造产业集群，可以说，晋江的每一次“大动作”，都是政企互推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不少企业向政府提议，广东东莞、浙江温州都办有鞋博会，晋江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展示当地企业形象、对外交流的平台。政府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适时推出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这个重要载体，有力地助推了当地制鞋产业的发展。

　　政企协力，打破了横亘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道道樊篱，构建出两者间畅通的交流平台。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在向更高层次跃升过程中，对政府的希望与要求也越发直白与具体。

　　“近几年，晋江政府对大型企业比较重视，在土地资源、融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规模企业都有倾斜，但一些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在融资、土地使用、人才引进等方面却遇到很大障碍。”新宇拉链织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清江关注的是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他说：“中小企业是否健康发展，将直接影响产业链的完整，影响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因此，政府也要重视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发展。”

　　急剧扩张的产业链，造就了晋江民营经济今日的辉煌，露友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丁路生却从中嗅出了某种危险的气息。“晋江同构企业密集度之高，在省内其他地方确实少见。在带来生产及市场方面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对企业生存能力提出更加残酷的挑战。尤其在人才竞争方面，僧多粥少的情况相当普遍，晋江眼下就紧缺大批高级管理人才。”

　　丁路生直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晋江市政府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是守好现有摊子，还是重新洗牌。在他看来，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晋江产业急需升级换代，在此关键阶段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句话，就看政府有没有胆量打破现有平稳发展的格局，对产业进行重新布局。比如，可以通过引进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外资企业等办法，激活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并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自我升级。”“今后，政府在观念上更应该走在企业前面，更具有前瞻性，才能在现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引导企业前进。”洪肇奕的话道出了企业界的一个共同心声。

　　

回归工程：投资环境的晴雨表

　　提高办事效率，营建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政策，长乐实施回归工程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企业家返乡兴业。

　　20年前，离开家乡外出创业；20年后，带着在外的全部家当返乡兴业。

　　长乐华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宗立思索再三，用两个字来解释自己的举动——环境。

　　“老实说，最初出去发展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不够理想，而外面的投资环境明显宽松得多。”陈宗立告诉记者：“早些年不止一次有回乡投资的念头，但每次都被各式各样的手续吓得打了退堂鼓。2002年，市领导亲自外出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希望大家回归投资家乡。”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2002年4月，陈宗立带了几位股东回长乐滨海工业集中区考察。家乡的投资环境彻底打动了陈宗立。5月15日公司注册，6月26日厂房动工，11月1日开始生产，从征地到生产，不到半年时间全部办厂手续都顺利拿下来。

　　“即使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地方，这样的办事效率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一来，不仅企业回归了，我的心也回来了。”原先准备先上一期作试探的陈宗立，干脆将外面的企业全都停下来，资金归拢后，一、二、三期工程合并开工，一举投资上亿元创办华源纺织。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决心下对了！”神情激动的陈宗立拿出一本绿本子，递给记者：“这个本本虽然不一定用得上，但拿着它能感受到政府对企业的一片心意！”

　　这是长乐人所称的重点企业“投资者绿卡”。持卡人到有关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证件，以及在医疗、金融、安全等方面，均享有优先服务权，其子女借读就学享有选择学校权，在全市各旅游景点游览观光享受免费待遇。同时，持卡者对有关职能部门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投诉时，其投诉件将作为长乐市委、市政府的督办件予以受理。

　　发生在陈宗立身上的故事，正是长乐市实施“回归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2002年初，长乐市提出了“回归工程”。市领导多次南下北上，游说在外投资的长乐籍民营企业家回长乐投资。长乐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项目包办制。在企业最为敏感的税赋问题上，市里推行民主评税、公平税赋的办法，把同一行业的企业家、相关职能部门召集起来，对各个企业的税赋进行公开评定。

　　为了打造回归的硬件准备，2002年来，长乐新投资3亿元，新建一批变电站、供水厂、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工程，并将加快工业集中区建设作为发展工业的突破口。个中好处，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立纯深有体会：“如果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像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根本无法建在家乡，哪里还谈得上‘回归’？”“回归工程”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至今，长乐全市共引进“回归项目”290多项，总投资160多亿元，使全市每年工业总产值均净增60亿元左右。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09亿元，比“回归工程”实施前的2001年净增154亿元。

　　从怀疑，到信任，再到参与其中，民营企业家们对政府职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在外闯荡多年的林立纯告诉记者，虽然家乡环境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人家是政府走在企业前面，许多事情都提前帮企业想到了；而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企业“逼”着政府在做。

　　“企业的内部环境，我们自己有能力解决；但对企业的外部环境，则只能寄希望于政府。”陈宗立说：“我们现在其实也不需要政府给更多的优惠政策，关键是要在搭建信息平台，规范市场竞争，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发展环境上多帮我们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