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抗战时我的一家的经历与见闻 张 国 英

牛妞

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
——抗战时我的一家的经历与见闻            
张 国 英

转贴者按语：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屏蔽字眼)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gov-ern-ment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的。

    在此，特转发九三学社长乐市委员会首届副主任委员张国英老师的《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该文完成于2006.12.12），以作为纪念。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日子是永远不能忘怀的。5月9日的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是这样一个日子。9月3日也是这样一个日子。65年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让抗战历史警示世人，让抗战历史提醒后人：不敢忘记，不要忘记，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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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岂能忘却   往事并不如烟
              ——抗战时我的一家的经历与见闻
                       张 国 英

    今天，是“西安事变”70周年。“西安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前奏，功垂千秋。值此，秉笔直书我的一家在抗战中的经历和见闻，俾能“以史为鉴”，勿忘国耻，激励后辈，振兴中华。

一 培青中学内迁  姑姑求学永泰

    一九三九年初，日寇袭占了闽江口外的岛屿，福州、长乐一带顿形紧张。战时的长乐地方gov-ern-ment，发动民众拆除残余城墙，征调船只，载运城墙条石，沉于闽江口主航道，以阻日军舰只溯闽江而上；还将许许多多的民众，或是佩着“战地服务队”的胸章，或是佩着“国民兵团”的“符号”，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而我的大舅父从军抗日，二舅父是筹歧的船工，也应征运石抛入江流。人们义无返顾。国难当头，还讲什么运费、报酬抑或补偿？农工商学一起动手，谁能说这是“无计沉船抛石”？

    1939年4月，长乐县唯一的一所初中，教会办的“培青中学”，也奉命内迁，以避敌锋。我的四姑张惠安那时正在念初中一年级，才十二岁，小小年纪也与老师、同学们一起随着钱信彰校长，带着简单的行李，向永泰进发。他们先在河下江（下洞江）的码头上乘坐被征用的“万安”号汽轮，出洋屿旁的“下洞口”，转舵向西，直奔大樟溪口的江口镇，然后溯溪而上驶抵汽轮航行的终点塘前村。下船登岸，稍事休息后，再上到永泰县派来接应的“鼠船”（尖头浅水扁舟），由纤夫拉着纤绳，拽着小船溯大樟溪而上。姑姑回忆，半途还遇到劫匪。但这些绿林，见是内迁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放弃了劫掠之意，让“鼠船”安抵永泰县城，内迁的师生在县城的同仁中学住了一夜。

    然后，他们自己背着行装，唱着抗战歌曲，步行二十多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到达清凉桥（清凉乡）的北斗村。北斗村有一座大房子，叫做“文行厝”，是当地一名木材商建的“大落厝”，四周围以高高的“干打垒”风火墙，它的右后边还设有一座碉楼。这里，原先有122个房间，还有“回廊走马”，当中是两个大天井。“文行厝”四周山峦环抱，大门前有荷塘。山形地势十分有利于防空袭。张文行的后人是个大家族，这时都移居楼下的一隅，而把大多数的房间腾出来，给长乐来的师生住宿；还把房间打通，辟为六间教室。为了抗战，为了内迁的师生，张老先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行厝”的碉楼上层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设“枪眼”。当时的校长获准配备步枪。过了些天，永泰县的教会学校同仁中学也移到这里，与“培青”合并，称“培同中学”，仍由钱信彰任校长。最多时师生两百多人。

    这时的福建省gov-ern-ment已迁往永安，这座燕溪旁的山区县城成了临时省会。我的三姑张惠玉当时已在协和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就读，在疏散中也随着学校的师生，乘闽江上游轮船公司派来的汽船转到沙县。从此，两个姑姑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在永泰清凉乡北斗村的“培同中学”不久恢复上课。课余，打着“绑腿”的童子军在教官的督领下做操，用木枪练刺杀；或者在天井里集合起来，引吭高唱救亡歌曲；或是师生一起在周边的田园里种番薯、种菜；或是上山采草药。那时连酒精都缺，常用高度的白酒代替；那时拉肚子者、被蚊虫叮咬后皮肤溃烂者特多，内服外敷的药都是就地采摘的草药。

    晚上，有集会时点松明火把；在教室宿舍里点的是菜油灯。由于煤油运不进来，汽灯、马灯都用不上。菜油灯的灯盏里搁着灯芯（通草），要不时“挑灯”，拨去“灯花”。

    我记得当时的永泰县长叫巫果英。这是因为在我母亲房间的橱子上方摆着一个“银盾”，银盾右边刻着“永泰县首届体育运动会优胜奖”，中间四个大字是“体育救国”，左边落款就是“县长巫果英赠”。那是我姑姑在1942年参加永泰县战时举办的运动会、跑出第一名获奖的银盾啊！

    1998年，为了搜集长乐一中的校史资料，由时任永泰县长的我的学生李依兴派车，并由清凉乡的乡长陪着访问北斗村。出“文行厝”相迎的是永泰岭路小学退休回村的张老师，他带我们看了大门两旁镌刻的对联：“文章钱万选，道德镜千秋”，寓意十分隽永！他带着我上“教室”，上“宿舍”，上碉楼。他说，当年他也“就近入学”在培同中学就读，说起往事，如数家珍。他指着黑板上的“抗战到底”给我介绍时，我拍了照，后来刊印在《长乐第一中学》画册上。当时，我答应以后一定送一册给他。2002年，永泰一中举办百年校庆，我和几位长乐来的“贵宾”，在参加活动后驱车来到北斗村时，见到“文行厝”的后厅上摆放着这位张老师的白色棺木，还没上漆。他刚刚去世三天！我恭恭敬敬地把画册供在灵桌上，深深三鞠躬。我们缅怀着张老师的家族，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内迁的长乐学子，把偌大的房子无偿贡献出来做校舍的崇高精神。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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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们

    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希特勒把犹太人往集中营赶，并大肆屠杀时，出了一个辛德勒，救了许多犹太人；而在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拉贝先生和其他国际友人，为了保护受难的中国军民，历尽艰辛。《拉贝日记》已经出版，是日寇残杀无辜的铁证。

    而在长乐第一次沦陷时，也出了这里的辛德勒和拉贝。而出生刚满一岁的我，也受到了他们的救助。

    1941年4月19日，长乐第一次沦陷。李永选先生对于长乐的一、二次沦陷有诸多翔实的文字记载，我就不赘述了。这里我要记的是：当日军在海边登陆的消息传到县城时，逃难者络泽于途。此时，没有随培青中学内迁的外国牧师和教师，在教堂以及与之相通的培青校园内设立“和平区”，办起了“避难所”。

    由于当时“珍珠港事变”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对日宣战，这些留守的来自美国、加拿大的牧师和师姑（教师）们，便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为救助中国难胞做出了一份贡献。先是，为避免日机轰炸，在培青中学的多座大楼的顶部和墙壁上喷涂油漆，绘出大幅的美国星条旗。画在“白砖楼”西墙上的美国国旗（上面点缀48颗星，代表当时的美国48个州）。直到解放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才刷掉。

    日寇在沿海登陆时，国民gov-ern-ment县长张灿闻警携印先逃，部分军政公教人员失散，许多逃难者失散，城区秩序纷乱。此时，居住在培青中学校园内的外国人，打开大门，接纳避难的民众。刚会走路的我，由我的祖母和母亲带领，也进了这个“避难所”，住在“女部”楼上。据我祖母生前忆述，“避难所”最多时接纳千名的难胞。男的多住在“白砖楼”（格致楼）；女眷及孩子们多住在红砖楼（陶媛楼）、女部。由于天气已较温暖，避难者大多在楼内席地而卧；并在地下室与操场上架起大锅（行军锅），用校园内的枯木、树枝为燃料，熬煮稀饭。由于大锅数量不足，便利用校内贮水防火和养金鱼的“盆鱼缸”，来装已熬煮的稀饭，腾出锅来继续煮。佐餐的只是咸橄榄、大头菜、菜脯耳（萝卜干）之类。

    在日寇要闯进校园搜查时，这些外国人把住门口，不让敌兵进入。这个“避难所”存在一个多月。待秩序相对平静后，大部分避难的人们陆续离开。尤其是那些军政人员，他们改穿了便装，混在老百姓中出去。

    因为当时的培青是教会学校，因此参加这次救助活动的除了高品牧师、贺丽德师姑、越秾华师姑以及圣教医院院长方济霖医生（美国人）外，还有华人的教牧人员陈崇善、陈启昌等人。而进入这个避难所的有许多是信教的民众，其中不少教徒主动担任起值更、烧饭、照顾老弱病人的工作。

    过了四个多月，日军撤离长乐，住进这个避难所的最后一些人员也都离开了。让我们记住这些外国朋友的名字吧！尤其是方济霖医生，在避难所期间还不遗余力不分昼夜医治病人、伤者，可谓是长乐的“白求恩”！可惜，后来镌刻方济霖医生捐资兴办“幼稚园”的碑刻，在“文革”中被涂上石灰，而在1999年拆除镶嵌这方碑石的围墙时，石碑不明下落了。

    这些外国朋友，他们大多终身未婚，而为了救助中国难胞，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长乐的“辛德勒”和“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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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时教育的回忆 蒙师上《最后一课》

    在长乐第一次沦陷与第二次沦陷之间，是我上幼稚园、上小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期，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但所受的战时教育，历久弥新。去年，我以“关工委报告团”成员的身份到各中学做“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报告时，一开始就是饱含热泪回顾我的战时经历过的“最后一课”。

    在第一次长乐沦陷结束，光复之后，各级学校陆续复办。其中，长乐县立初级中学在当时任代县长、国民兵团团长刘润世的倡导下，在玉田创办。而培青小学、幼稚园也复课了，迁往永泰的培青中学也回到长乐。当时培青小学部设在“白砖楼”，有一朝南的校门，门口东头通往汾阳溪边，西头通往府巷；中学部的校门开在现今长乐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门的对面，由石板路与石阶相连通往校园；而培青附属幼稚园则设在教堂（现长乐一中大门口）的对面。培青中学部与小学部之间有一地道相通，这条地道穿过府巷的底部。

    1942年9月，二周岁又9个月的我，个头高大。望孙成龙的祖母携着我去幼稚园。幼稚园是方济霖医师捐建的。园内较宽敞，滑梯、秋千、跷跷板、摇摇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是当时长乐县城唯一的幼稚园。作为学前教育，以玩为主，也学一些文化。

    幼稚园里有一台钢琴，是进口的，那铿锵的琴声，十分悦耳动听。弹钢琴的老师就是教我们这一班（约二十人）的詹老师。詹老师剪着短发，身着当时时尚的蓝衫黑裙，用福州方言给我们“上课“。她教我们玩“捉迷藏”游戏时，把“抓汉奸”“抓鬼子”的内容加进去。但幼童们谁也不愿装扮汉奸、鬼子，后来改用稻草捆扎、再糊上纸的模拟人，把它藏在角落里，让我们去找出来，把它撕、扯、踩一番。这在我的印象中记得很深很深。可惜，抗战胜利后这位詹老师回到福州，再也没见到她。

    1944年春，我虚岁六岁，四周岁了，祖母又带我去上培青小学。我报名时，用的是张性英的姓名。因为按排行“性统善端”，我属于“性”字辈。每天上学时都由祖母带着，往府巷走，到小学部去。那时的课本叫“战时课本”，纸质很差，是用马粪纸油印的。教师用“国语”结合方言给我们讲课。我们通常把方言称为“说”（解说）。“战时课本”充满抗日、爱国、不做亡国奴的内容，第一课课文是：“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有的课文就是救亡歌曲的词，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的小学老师，他姓包，是古田或屏南人。

    在读小学时，我还看到一位在中学部和小学高年级教美术的老师，他的装扮有些怪，常常与一位年青女子手拉手并肩在校园内走着，有人说他们是“私奔”来的，他们住在“溪边宿舍”里，与高品牧师为邻。校园内的墙壁上、走廊里，常常有他的木刻作品贴出来，这些作品用夸张的手法歌颂抗战，唤起民众。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位美术教师就是闻名于世的美术大师黄永玉，前几年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是土家族人，来自湖南凤凰县，与沈从文是同乡。他的妻子原名张玉，后来因为住在汾阳溪边，改名为张溪玉。这是后来我在编《长乐一中校志》时，顺着郑学铿老师提供的线索，从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处，找到北京通州区“万荷堂”的地址，联系上他。

    小学一年级我上的是春季班。到了第二学期秋季开学时，上的是“一下”。刚开学不久，有一天上课时，包老师神色十分凝重。他哽咽着对我们说：“小朋友，日本鬼子又要来了，我们今天不讲课文了。我给大家讲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的故事。”他饱含感情地讲了之后，跟同学们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待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相会吧，我相信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课后，师生洒泪相别，这时节岂不是《最后一课》中的情景的再现么？

    包老师离开长乐前，由校工陪着带了几箧书寄存在我家，请我祖母代为保管，说是这几年收集到的书报，很沉，带不动，待光复后来取。但是，此后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包老师。直到我上初中之后，才把尘封已久的柳条书箧打开。里面除了大量的工具书外，还有石印的绣像毛批本《三国演义》、金批本《水浒传》、《金瓶梅》，以及《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还有一部《反三国志演义》等等，这些书使我步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而其中数量颇丰的报刊，更令人耳目一新。我记得其中有在战时省会永安出版的、由赵家欣主编的《新青年》（赵老今年93岁），封面是木刻的美术字套色印刷的刊名和铅字排印的要目，纸质是“毛边纸”，封面也是数张毛边纸粘合的“厚纸”。里面刊有羊枣、蒲风等人的作品，以及对战局评论的文章、青年人写的矢志救亡的诗文；还有几张当年的《东南日报》。我记得，有一份头条标题是《勒石名山汉奸遗臭》，说的是福建省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武夷山山崖上镌刻“汉奸汪精卫”五个一尺见方的字。四十年后，我在上武夷山时终于找到了这些石刻。

    我的启蒙老师——包老师，你在哪儿呢？

    包老师走后，长乐第二次沦陷了，时间是1944年10月5日。这一次日军是从南洋群岛败退回来的，加上其中部分士兵是从台湾强征来的，因此气焰不如前次沦陷时那么嚣张。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此时的教堂、培青校园再也不能成为避难所，反而成了日军的营盘。于是，我的母亲开始带我逃难，去往筹岐村外婆家。在一次鬼子进村时，我们母子俩躲在夹壁中，大半天不敢透气说话。

    待我们知道鬼子走了后，出来时见到山头上的一片竹林被砍伐殆尽——鬼子把竹子用来架设军用电话线去了。

    回到县城后，见到西关外柴桥桥头有站岗的日兵，在县gov-ern-ment、奎桥头、在通往石狮头的祠山庙溪（文洽浦）桥头都有日兵站岗。在进出城时要盘问、搜身。此后，我的祖母带我去利边里（大操场）北边的“岳伯第”，到郑能楷老师那里，上了几个月的“私塾”。课本是《三字经》《五言杂字》《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还学写字、画画。

    郑能楷老师执教很严，我从她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有一次我问她：“你的名字能楷的‘楷’为什么要念成‘阶’字音呢？”她说：“我本来不名叫能楷，是因为楷字念‘阶’时意思是指楷树，它枝干疏而不屈。在今天战乱中我们读书人要做一个有骨气的正直的人，不能向敌人屈节，所以我的名字改成了‘能楷’！”接着，她又说：“我看，你的名字也改一下吧！改成‘国英’如何？我们中国需要英才，需要有为的人。”从此，我的名字从“性英”改为“国英”了，而我的其他兄弟仍然以“性”字排行命名。

    每天，我穿过大操场去岳伯第时，看见刘润世为训练“国民兵团”叫人刷写在墙上的大字“明耻教战”，还赫然在目，心里便踏实了许多。这四个字一直保存至解放后。尽管“岳伯第”的北边就是悬着太阳旗、有日兵站岗的县gov-ern-ment，我也时不时从弄堂的尽头向外张望，但此时已不甚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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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长光伯家里抄写传单

    我家有块薯园，位于南山（塔山）东南麓，下方是双江陈氏祠堂（又称藩篱祠，解放后曾作为剧团驻地和机关幼儿园）。我的曾祖父迁来县城时就住在这里，替人家看祠堂。祖父、父亲都在这里出生。后来才迁到天主堂东边住下。继我们家住进祠堂的是来自古槐的郑长光一家。郑长光比我父亲年长，我便以“伯”称之。这时候，长光伯已是中共地下党的成员。解放后我见他佩着“闽中游击队”的胸章、挎着匣子枪。他的长子郑松轩，比我大三四岁，上过小学，后来是我初中同一年级的同学；他的次子郑振亮，后来是长乐市医院的医生。

    祠堂门前有两尊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祠堂里的神龛上供着很多的神主牌。由于我家的薯园在近旁，因而给在地里劳作的父亲送茶水、送点心的时候，我会蹓进祠堂去看一看；在春末夏初收割做糟菜用的芥菜时，我也曾帮着翻晒；在插上薯苗时，帮着浇水。劳作之余，父亲还会带我进祠堂里稍事休息，与长光伯攀谈。偶尔也会见到一些陌生人进来，我们便悄然离开。

    但是，在1945年5月10日左右，我们父子两见有人从侧门进来后，我父亲认得来人，便没有走开。只见来人也不避嫌，脱下鞋从鞋垫下取出一张纸来交给长光伯与我爹看。他们看完后高兴地大笑起来。原来递来的纸条上写着：苏军攻克柏林，盟军易北河会师，德国无条件投降。长光伯和来人嘀咕一阵后让他走了。回过头来，叫出他的大儿子，端出石砚、几杆毛笔和一叠裁好的“割纸”（做“纸媒”用来点水烟用的窄长纸条），要我爸、我和松轩哥把字条上的字抄在“割纸”条上。不久，我们几个每人抄了二三十张。我们这些人，趁着夜色，出杨井巷、出月爿池往两头的大街边上撒了这些“传单”,然后悄悄回家.第二天天亮,“捷报”便在街坊中传开.大约八九天之后,占领长乐的日军撤走了。

    直到后来,我才从我父亲和长光伯那里得知,抄收电讯并写出“传单”稿子的是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电台台长吴赋敏.该电台不属于“闽中”而是更上一级。 吴赋敏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福建人民革命斗争史》(又称《红色风暴》)一书中得到证实； 吴赋敏同志解放后曾在福州市台江区(当时福州设六个区:鼓楼、大根、小桥、台江、水上、仓山)担任领导职务，但在反“地方主义”时饱受打击，后到蔬菜公司工作，不久去世。而那位鞋底藏密的送信者，正是吴木金叔叔（吴赋敏的弟弟），传单则是由别人一站站转交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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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爷爷和爸爸联手“放走”了两个“日本兵”

    长乐二次沦陷时，在我家屋后的天主堂里驻有约一个排的日军，他们常常从天主堂前的石基上下来，到“木通池”游泳、洗涮。他们游水时连裤衩都不穿，老百姓管这叫“没体”。在池旁菜地里劳作的爷爷，听到有两个日本兵居然在用闽南话交谈，知道他们是台湾人。因为我爷爷的前几代——世德公是从惠安县山腰（今泉州市泉港区）的前后张村迁来长乐坑田芹山村的，到我曾祖、祖父这一辈还会讲闽南话，而且他们还常去山腰盐场挑盐，运往坑田码头。爷爷在知道这两名日兵是台湾人后，跟他们用闽南话谈了起来，知道他们原来都是学生，被日本人强征入伍，先派往南洋，后败退来到福建长乐，时不时流露出思乡思亲之情。五月中旬天气渐热，他们又结伴下池洗身子。趁着四旁没人，爷爷把德国投降的“传单”给了他们。当晚，这两个人突然夜访我家，要去了两套便装，还把爸爸结婚时用的“高帽”也带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几张“中央储备银行”钞票。这些钞票上印着孙中山的像，也印有“中华民国”的年号，但却是汪伪“国民gov-ern-ment”发行的。

    第二天，驻在天主堂的日军发现这两名士兵“失踪”了，便牵着狼犬窜到我家来搜查，以为被我们家藏匿下来。他们端着刺刀吓唬我八十一岁的曾祖母，害得她直打寒颤，几天后便去世了；而我妈用被子捂着刚出生三天的小妹妹，怕哭出声来，结果小妹妹窒息夭折。同时，日军储放在“中山堂”的军粮被人搬走，怀疑是住在“太监楼”的欧阳福元叔公干的，把他老人家吊起来痛殴，遍体鳞伤。欧阳福元的儿子欧阳泉、欧阳霖都是城关人所熟知的。

    至今我还记得，装着曾祖母遗体的棺材，没有油漆，只涂上“矾红”，立即抬上山去埋葬。在日军占领的情况下，不能放鞭炮，不能敲锣鼓，亲友难以通知到，就我们家几个人和邻居送葬。从国公庙那里上南山，要跨过好几道战壕。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至今，我还记得曾祖母去世前几天给我煎薯片吃的情景。写到这里，潸然泪下！

    抗战胜利后，这两名“失踪”者分别寄信来，一位姓端木的，是彰化人，后来上台大植物学系攻读；一位姓翁的，是苗栗人，只来过一封信。端木先生后来还寄了包裹来，是高丽菜（包菜）籽。因此，我家在那时是最早种包菜的，但它抽苔结的种子却不能“包”——叶子卷不起来。爸爸给端木写了信，他又寄了种子来，并且还寄来了一本《蔬菜栽培学》（徐韶华著）。书里讲了要把包菜切开十字口子或留下菜头，这样抽苔结的种子种下去才可以“包”起来。我上中学时，试着问英语老师（后教俄语）徐韶赓，并示以《蔬菜栽培学》，方知著书者就是她的兄长，曾去台湾讲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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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父亲和西俤叔一起追击日军官并获战利品

    1945年5月18日，第二次沦陷长乐的日军仓皇撤退。因为在一个月前，从南洋（新加坡）向北往本国运送军眷和战略物资的“阿波丸”号大轮船，在平潭牛山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震动极大；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消息的传播，更使驻扎长乐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在其撤走时，首尾不能相顾，掉队、落伍的日军官兵遭我军民邀击。我的父亲与杨井巷的乡邻西俤叔，也曾参与其役。

    那一天清晨，我父张耀明与西俤叔结伴挑了担菜去往营前，其中主要批售给林锦华（后来成为阎效忠之妻）等人。近午时分返县，在靠近湖里岭山麓时，只听得喊声四起，原来是掉队的日兵军曹正被民众追杀。这名鬼子挥着“马鞭刀”叽里呱啦地嚷着。我父亲与西俤叔见状，马上撂下菜担子，舞着竹扁担冲了上去，再往前时，见到有人已在追赶。这时，对面山坡上锣声四起，喊杀声震天动地。进退无路的这个鬼子，大喊一声便切腹自杀，“尽忠天皇”了。在追赶的路上，鬼子在踩进水田的烂泥时，拔出脚弃了靴，这双有“大拇指”的橡胶靴，成了我父亲的战利品。在鬼子切腹自杀后，战地服务队的人员取走了军刀。西俤叔从鬼子身上掏出了几张“储备券”，我父亲从他口袋里摸到了一本《逆军日抄》。

    父亲同西俤叔回县后，在杨井巷南端的“桥仔头”向乡邻们展示了战利品。那本《逆军日抄》（意为“行军日记”）上还记着早晨在下橹桥早餐等字样。195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十周年时，我父亲把《逆军日抄》交给县文化馆的萧静，供收藏展出。那双有“拇指”的靴子他们不要，一直保留到60年代烂掉为止。可惜，后来随着萧静的被捕，以及“反右”后文化馆人事更迭，那本记有日军军曹名字“佐佐木”的日记本也不知所之。（萧静于“文革”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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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众教育馆陈克家与我父的交往

    长乐第二次沦陷的时间比第一次长，但由于第一次光复后“肃奸”工作做得较好，第二次沦陷时就少有汉奸附敌。1945年六七月间，长乐县社会秩序逐渐正常，县民众教育馆也重新开门了。当时的民众教育馆（相当于今日之文化馆、图书馆），位于郑氏“数房”祠堂里（解放后改为粮食局）。我父亲上过格致中学，是有文化的农民，劳作之余或卖完菜，总要到民众教育馆去看报，还会讲报给周围的人听。而民众教育馆的年青馆长陈克家也就与我父亲常有来往。每当母亲要我去民众教育馆催父亲回家吃饭，我就会见到陈克家；或是在夏日午晚，陈克家散步来到我家门前歇凉，吃龙眼、黄淡（黄皮果）时，我也会遇到他。正是这位陈克家先生，给我父亲、也给我讲了我家附近有哪些郑和史迹，还讲了他在首次沦陷前，如何护送郑和碑、郑和铜钟内迁南平的事。

    我记得，他带我去看了太监楼（当时人们又叫它“乞食楼下”），说这是郑和住过的地方，是按云南的“吊脚楼”样子建的；还指着太监楼后的关岳庙（武庙）前的石井圈（义井）说，这是当年郑和叫人开凿的“天妃宫大井”。当初，井虽然开得很深，却不出水，郑和便脱下朝服覆在井圈上，“拜井得泉”；他还指着关岳庙旁的高墙说：这里是明初建的“射圃”，郑和驻军十洋街时，常让“官校旗军”在这里习射。他还指着“木通池”（当时是钱信彰的池，后来卖给我家）说，既然这口池子农历七八月大潮时能涨到这里来，鱼虾到池子里来孵卵，说明早先这池子是“太平港”的尾闾，是一条与之相通的一段河浦。他对池子南边池堘上搁着的半截石匾上的“三清”二字感兴趣，说它原来是郑和建在南山上的“三清宝殿”匾额的一部分。当他得知这口鱼池旁边的菜园的土名叫“辕门前”时，陈克家说：对了，这座天主堂所在地原来是郑和舟师在南山的东辕门，天主堂前面的石基和你们家的后墙墙基连在一起，就是当年辕门的石基了。他还指着石基上斑驳的苔痕，考证了一番。同时，我还从他那里，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我家天井里摆放的型制大小不一的“柱珠”、石柱，都是南山上天妃宫、三清宝殿里的，是陈克家在护送郑和碑去南平之前，看到有人在山上挖石，要我父亲花钱买来、抬到家里来的，好让我家把它们保藏下来。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晌午时分，陈克家兴冲冲跑来我家，告诉我们：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不久，县gov-ern-ment方面传来了朝天鸣枪声，基督教堂、天主堂、吴航小学，到处都敲起了钟声。接着，街上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我父亲要我拿出曾祖母去世时没能燃放的“百子炮”，挂在黄淡树的枝桠上放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燃放鞭炮，蹦啊，跳啊，高兴极了！

    没过几天，陈克家就上南平去了，把“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迁了回来；但他遗憾地告诉我父：铜钟在南平找不到了，没能搬回来。他还告诉我们：把碑运上去时是靠拉纤拖着鼠船运去的，这次是用汽船运回来的。后来，他还把碑文全文抄给了我们。（以后，我用他给的碑文全文补正了郑和碑拓本的“漫漶处”。）从此，我对郑和在长乐的史迹，尤其是郑和碑的价值，便从喜欢、爱好到进一步研究了。但是，解放后，陈克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历史”问题，再也没有让他说话或参与文史工作的机会。他的儿子陈勤平是我高中的同学，前些天相逢时忆起往事，唏嘘不已！

    我们感叹的是：先辈千难万难保护下来的文物，如今还剩几许？太监楼被拆除了，天妃宫大井被填了，井圈被移走了，射圃的围墙在前年的拆迁中被夷平了，天主堂前（包括我家屋后）的舟师辕门石基被挖掉了；二十多年前吴航镇某书记填池建房时把“三清”石匾掩入地下，这次又挖出来了，我曾一再要文化部门、“指挥部”来人把它运走，谁会听你的？最后被砸了。藏在我家天井的石柱、石柱珠，也都被搬走，不知所之。更可笑的是，有位局长，竟然胡说：“郑和碑可能是假的”，他用这个来掩盖他的不学无术，只凭《明史》记载，错刊七下西洋往返年月的错误！而二十多年前的另一位局长，不仅抄袭了我的有关“郑和铜钟”文章去发表，还叫人去南山东南麓，将我家薯园地头的水井拍了照片，充作“郑和井”上报，作为政绩，并刊登在由上海大学王慧贞教授主编的、向海内外发行的画册上；还提供给南京、太仓、晋宁的郑和纪念馆展出。直到我上南京、赴太仓、去晋宁时才发现。这些人糟蹋、篡改文物史实，令人发指！

牛妞

八、我为陈瑞馥当了一回信使

    全民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这时，我当了一回信使。有一天，祖父从福州乘轮船回来，有人在台江码头上交给他一个大信封。他回来交给祖母。祖母拆开看后，也让我看这封信。原来，这是我祖母的学生陈瑞馥，托人从陪都（重庆）辗转送来的（不排除地下党交通送来的）。信不长，叙的是怀念师长栽培之恩以及战时在渝生活的简况，还说她现在改名“程恒”，已去了“北边”从事医务工作。另外，信中还夹着一封信，要我祖母设法给她家的人送去。第二天，我祖母就叫我把这信送到河下街“玉盛”京果店去，要我交给老板。老板见到信，十分高兴，叫人拿了一大包的香菇让我带回去。（今年4月21日，在同学聚会时，遇到程恒的侄女陈敏月，证实了这一事）后来，我听奶奶讲：陈瑞馥在“陶媛”念初中时是她的学生，在上协和大学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务追捕，跑进男厕躲过一劫。这次来信并要代为转信，说明她为(屏蔽字眼)做事。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头。  

    1961年我在上大学时，靠着大学生的“半价车票”上北京时，曾奉祖母之命找过她。后来，直到我从侨中调回一中，要我编印画册、庆祝校庆时，我又想起，一定要找到这位改名程恒的老校友。在校友郑春开的帮助下，又一次在北京找到她的家人，并取得了她从事革命参加抗日救亡的事迹的资讯，还有一批珍贵的照片。于是，我利用手中的“权力”，编写了她的事迹：“程恒（陈瑞馥），陶媛校友。1936年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宋庆龄基金会工作，1937年8月到重庆女青年会任乡村部干事，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认识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邓颖超，1939年由邓介绍奔赴延安。在延安“抗大”总校工作时加入中共，并于1943年到中国医大学习。此后在华南纵队、晋察冀纵队、热河纵队担任卫生队长、处长，救死扶伤，多次立功，被誉为白求恩式好军医。……北平解放之初，她着男装随“纠察总队”首批入城……后在卫生部直属的某医院任领导职务……《北京青年》曾专文报道她传奇的一生。1996年去世，享年90岁。”五十五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些闪烁着革命光芒的内容刊在我主编的画册上。我当年记下的这件事，总算有了着落。

    1945年8月底，我又重新上学了，上的是吴航中心国民小学。级任教师是郑淑云（郑成章之女），班上有102人。刚上学不久，便是9月3日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级任老师的带领下，和县城的各界民众一起，在大操场欢呼庆祝，然后举行了提灯游行。

    那一夜，舞龙灯，舞狮子，走高跷，锣鼓鞭炮震耳欲聋，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张善筹等同学还演出街头活报剧。我们跳啊，喊啊，唱着刚学会的《抗战胜利歌》：“一百年的耻辱，今天一笔勾销；五千年的国家，今天从新改造！”随着人流，提着灯，涌动在城关街头。熬过了抗战时艰苦的岁月，我们胜利了！这日子，值得纪念；这岁月，要告诉后人。


                                                                200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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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一代才子,张国英老师好像卧病在床.

在此,谨祝张老师安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