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乐出土郑和群塑的思考

天涯

(一)引　子
    我作为一辈子和海洋、舰船打交道的一名老水兵，始终以中华民族悠久优秀历史传统为自豪，特别对中华辉煌的海洋文明怀有深厚感情。郑和、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沈葆桢等海将，既是为国家强盛而经略海洋的政治家，也是驰骋海洋的军事家，又都是运筹组织策划舰艇装备建造的领导人，还是办外事、抗外敌的外交家，因此都是自己最敬佩的一组中华海魂、一群民族英雄。
    我祖籍福建，这里长期是许多海将诞生、战斗、生活和工作的前线，有着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积淀。我的家乡在闽侯，和长乐是邻县，我热爱故乡。1995年7月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时，我第一次访问长乐，当时参观郑和史迹陈列馆，看到保存良好的“天妃灵应之记”原碑、圣寿宝塔和一些郑和下西洋舟师的历史文物与遗迹，体会到郑和与长乐的密切联系。
2001年7月为了推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我第二次访问长乐，专门参观了郑和史迹陈列馆，并和陈迟代馆长交谈，获知正为陈列馆改建改版而奔波，十分欣慰，也谈了些个人建议，协助提供了一些信息。
    2002年4月我为福建造船界及有关方面能积极投入推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筹备等活动，第三次来长乐和福州商议复原建造 “郑和宝船”、促进家乡海洋旅游经济问题。先后结识长乐旅游局曾国新局长和文化局刘端佳副局长，并于2002年4月22日应邀列席了长乐陈钰副市长主持的长乐市讨论筹备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办公会议，获知长乐已于2001年7月成立郑和研究会，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很关心郑和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开发，也第一次听说己于1992年在长乐机场附近发现湮埋于地下的古建筑显应宫，而在此地下宫内出土有“巡海大臣”群塑。我预定当晚回京仍坚持在市长办公会议后，去长乐机场登机前，赶去现场参观。当时已下班，陈迟找工作人员专门开门，才得一睹前殿左侧 “巡海大臣”群塑，又见右侧有“妈祖海神”群塑。我当时就感到“巡海大臣”可能与郑和有关，拍了几张照片。回京后，阅读了长乐郑和研究会编发的《郑和研究文集》，更感到可能性较大，向一些史学界学者通报和请教，才发现几乎所有北京学者尚不知有此批重要出土古代塑像，但都认为是不是郑和塑像值得研究，这是因为国内外至今尚未发现过明代郑和的塑象或图像。
    2002年5月、8月第四、五次两度专访长乐，接受长乐郑和研究会聘我为该会高级顾问，详细考察了当地有关郑和的遗迹，会见市委林彬书记，陈钰副市长，商谈了全国筹备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与长乐弘扬海洋文化、开发海洋经济的密切联系。长乐市委、市府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郑和历史资源，推动长乐建设与发展的远见卓识与鸿图大略，对我启示颇多，自己也更下决心，发挥余热，贡献微力。在2002年8月28日于长乐正式撰写了《关于长乐市 “郑和广场”等工程建设的书面建议》，提出“郑和广场”的选址与配套集成建设的建议及“郑和舟师”古船选型与布设的建议，还希望抓紧“郑和史迹游”的统筹策划论证研究等。同时也向显应宫管委会提出希望，要把“巡海大臣”塑像可能是郑和塑像，列为研究考证课题列入近期工作计划，尽快邀请组织专家调研并向上级写出考证报告。
    从2002年9月起，我将2002年长乐出版的《神奇的显应宫》及刊载于“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上的《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即专门介绍“巡海大臣”等组群塑像出土情况的考古报告。长乐郑和研究会与显应官管委会复印的“巡海大臣”群塑和单个塑像的11张放大照片等材料，提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关专家研究，还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雷从云、刘如仲、王冠悼、王永红、万明等专家和海洋界张序三、陈炳鑫等许多人士的重视、关注与支持。长乐旅游局曾国新局长于2002年7月来京参加“纪念郑和促进海洋经济座谈会”时，曾对整个长乐郑和史迹、开展郑和历史文化旅游的打算及显应宫的情况做了介绍。这些活动使北京各界人士注意到了长乐市既有丰富的郑和下西洋遗迹，又有重大的出土文物新发现。
    我认为在有关郑和研究的学术会上介绍这一出土群塑的新发现和初步分析意见，对推动郑和研究与纪念，促进福建长乐地区海洋文化与经济都是有必要的。经和曾国新、刘端佳同志联系，并向云南大学争取安排，使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与云南郑和研究会联合组织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向长乐郑和研究会发出了邀请。曾国新(临时有事未去成)、刘端佳、柯云泉、施秀水等于2002年12月9日至14日，应邀到会，带去了《郑和 ——“巡海大臣”辩析》的论文。我们共同利用小组会和大会，把长乐出土郑和群塑的重大发现，向到会百余位海内外学者和媒体记者做了介绍，引起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海外学者纷纷索取《神奇的显应宫》一书，因仅带去五十余本，使迟到者遗憾不已。英国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先生在昆明会议期间获悉长乐出土郑和群塑，十分关注，他为郑和研究走过120多个国家未见过出土古代郑和塑像，他的这种见解，更加重了长乐文化旅游界对“巡海大臣”群塑需要加快考证的迫切性。
    2003年初起，长乐郑和研究会曾国新秘书长、北京市长乐乡亲联谊会林道濂会长、长乐驻京办事处林依秋主任、长乐文体局刘端佳副局长等同志和我多次联系共同策划以召开郑和塑像研讨会、专家座谈会或是鉴定会的方式来进一步考证长乐这批出土塑像。我商请北京有关专家也为此做了调研准备。当我于2月18日第六次访问长乐时，长乐市政协林道维副主席、曾国新局长和显应宫管委会陈书耕主任等宣布成立 “郑和塑像论证工作筹备小组”，并共同商定2月19日至20日由显应宫管委会承办召开“长乐市漳港显应宫郑和塑像研讨会”。北京的雷从云、刘如仲、万明先生等应邀急飞长乐。经与福建当地的陈贞寿、徐恭生、黄启权、林果等教授、专家一起对显应官“巡海大臣”塑像进行考察，还参观了三宝岩郑和石雕像、云门寺郑和木雕像等。专家们在研讨会上发言都认为这组群塑是以郑和为首的明朝下西洋诸官员的塑像，而且是明代作品。这次研讨会为正式考古鉴定打下了论证基础。
    (二)认　识
    长乐市漳港镇仙岐村于1992年挖掘出土曾湮埋地下一百多年的庙宇，当地群众称为显应宫、或大王宫、妈祖庙。地宫中供奉40多尊彩绘泥塑神像，分布于五组神龛之上。其中前殿左侧一组神龛，当地群众称之为“巡海大臣（神）。”我认为，可能是明三宝总兵太监郑和为首的下西洋诸领导官员的群塑。目前该观点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参加2003年2月19日至20日举办的“长乐市漳港显应宫郑和塑像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及个人分析认为该观点有以下几方面的依据:
    1、有长乐市众多郑和下西洋历史遗迹为证
长乐陈明清先生“郑和在长乐的史迹”论文述及郑和七下西洋，每次舟师集结在长乐太平港，修造船舶、招募海员、筹划补给、祭神求安，少则数月、多则半年以上，官兵船员达数万人之众，为长乐海港的农业、手工业、渔业、商业等的发展做了贡献，给长乐市留下了大量文物遗迹和传说。诸如在南山奏建天妃行宫，为天妃大井建造石栏(1412年)，在文石和仙岐修建天妃庙，重修圣寿宝塔，整修三峰塔寺(1413年)，修茸南山寺，施财鼎建三清宝殿，发心为宝殿铸造铜钟(1431年)，在南山刊立《天姐灵应之记》碑(1431年)，重修古刹云门寺、晦翁岩龙风书院等。郑和舟师驻泊长乐，十洋街人众成市，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繁荣了社会，当时就先后有马铎、李琪考中状元。漳港镇仙岐村的妈祖庙中后殿曾辟为 “风岐书院”，并在明弘治三年(1490年)延请当地知名学者郑孔明“主书院讲席”。我认为长乐的发展与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众多历史遗迹保存至今，说明长乐世世代代先民不忘郑和功绩。当地士绅、民众出于对郑和崇高威望和深远影响的纪念，建造“郑和群塑”，供奉为神，完全符合中华历史逻辑和当地民心情理的，而且在明代中后期更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
2、有描述明代太监的冠袍服饰制度的文献为证
中国历史博物馆刘如仲先生提供的明代太监典型图像及明万历年间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书中几幅插图，如“大明国统兵大元帅”、“元帅鞠恭复朝命”、“宝船经过罗解图”、“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文物”等图中的郑和形象，与“巡海大臣”塑像形态颇为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先生引用《西洋记》第四十六回中对郑和形象的描述为“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新蟒龙袍，腰里系一条玲珑白玉带，脚下穿一双文武皇朝靴”。还引用明王圻《三才图绘》、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明史•舆服志》等记载太监服饰制度，都可验证“巡海大臣”主像为下西洋总兵太监郑和。
    我很赞赏，有的专家认为“巡海大臣”群塑从造型艺术风格、从雕塑彩绘手法看，当为明代中后期作品，与罗懋登《西洋记》大体同为万历年间(公元1572－1627年)后期限作品。有着当时倭寇为患，人心更加怀念郑和下西洋带来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国富民安的历史背景，因而去制做“巡海大臣”群塑，企望郑和神灵保佑，再有太平盛世出现。
    3、有“天妃灵应之记”碑文为证:
    该碑系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前刊立于长乐南山天妃行宫。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和前六次下西洋情况，在长乐等处修建寺、宫、殿和刻碑、铸钟等情况，全文一千多字。后该碑随天妃宫之圮而湮没，1930年在遗址被发现，1936年墨拓赠海内外学者，1937年因抗日战争藏于南平，1948年运回长乐，1961年列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在泮池北建造碑亭安置，1988年建立“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后，原碑移入安放在大厅内。
碑文最后具名者有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扬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共写有11人的姓名。先民们对制作“巡海大臣”群塑，可能按主要具名者制作，现仅存大塑像7尊、小塑像3尊、共10尊，可能有部分损坏，不是原始的全部塑像。其中9尊均着明朝太监服饰，面部与身材有太监特征，姿势与神态有官员气息，与碑文具名的领导官员人数基本相近。说明长乐先民塑像，既崇敬下西洋为首的郑和，又怀念众星拱月的下西洋群臣。在塑像排列、层次、坐立、前后、安置上更做到主次正副有序、身份规格有别。其中郑和坐像右侧一尊立像，不同于其它太监形象。有的专家认为是 “远人”或 “番人”，可能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阿拉伯人;英国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先生在看到该组塑像照片后很快就反应出该立像可能是威尼斯人或其它外国人。他分析认为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舟师吸收外国人包括欧州人、阿拉伯人参加，并给予尊重，加快把明朝中华先进航海科技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欧州人绘制出标注有世界各大洋、大州的地图与海图，甚至直接提供了郑和下西洋舟师航海实践的地理知识，促成了十六世纪的欧州人实现 “地理大发现”，这种见解也值得分析研究。
    4、有妈祖与郑和船队并存的古画为证:
    “显应宫”地宫前殿中左右侧分别供奉妈祖与郑和群塑，这一组合在国内尚属首见。我认为充分说明郑和在长乐曾修筑三座天妃宫或妈祖庙，设祭开洋，仰赖天妃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史实，在长乐人民中流传久远。尽管妈祖传说起源于宋，郑和史迹起源于明，因“显应宫”始建于宋朝，元、明朝几经修缮，郑和又亲自为之重修。明朝中后期长乐先民扩建新塑神像时，将两朝海神、海臣并列供奉，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金秋鹏先生发现的《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简称《天妃经》卷首插图，更为这一天妃、郑和并列塑像组合取得历史验证。该经刻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终前，命弟子用他所遗留的资财，发愿刻印。刊刻时间是第五次下西洋后，正准备进行第六次下西洋的远航，尚处于明朝前期。整幅图由六面相连接而成，图的前部为天妃端坐宫中，部属和侍从分立两旁，庭前站着千里眼、顺风耳两神;图的中部上方是天妃站在郑和下西洋船队上空的云际，象征着天妃一直伴随着远航中的郑和船队，佑护着远航的平安;图的后部上方为观音菩萨象征天妃是观音菩萨的弟子。图的中部和后部下方为郑和下西洋船队。有5列船戌成梯队，乘风破浪、各船艏艉高翘、船舷高、吃水深，船悬锚，船前中部立有3桅，均张帆，后桅分立左右舷，尾桅插挂旗灯等。(注:与明茅元仪《武备志》所附“过洋牵星图”中的郑和古船图形有相似之处，而且更细致。)此图可说明明朝前期已将郑和下西洋史实与天妃妈祖海神传说融为一体。因而在明朝中后期塑神象时有意加以并列供奉，更说明长乐先民在海洋文化上颇有创意。
    5、有中华民族历史民俗传统为证:
    雷从云先生在“郑和塑象及其它”论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多神、多信仰的国度，……很多的民间神就是神化了的人，……中国民间崇祀有多元一体的特点。福建各地祀奉的神象，不少是民间崇拜的优秀人物，加以神化，由各地群众自立寺庙，顶礼膜拜，并不属佛教，道教派系。这是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相互渗透形成的现象。显应宫中原来已有临水陈大人、马将军、大王等塑像在前殿，妈祖在后殿，增加郑和群塑后，前后殿构成5组神象，适应福建长乐远近地区的群众信仰祀奉习俗。而用“巡海大臣”的称谓，似与“将军”、“大王”、“夫人”、“海神”等称号相呼应;又受中华传统为尊者讳的观念影响;还可能因明代中后期太监的作用与影响日益腐败，郑和具有太监身份，在政治上“下西洋”又受贬谪，也需讳避;不得已而用“巡海大臣”的称谓。施秀水先生提出在海外纪念郑和的遗迹，往往用三宝垄、三保洞、三保庙等称谓，也反映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受古代儒家尊者讳制的观念影响。我认为确是一样的道理。
    (三)重大意义
    长乐出土“郑和群塑”是至今国内发现唯一的明代郑和塑象，具有重大历史学术研究和艺术观赏价值;为2005年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提供了重要历史文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万明先生引用最近发现的明宣宗诗(宣宗在位十年，公元 1426－1436年)“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说明宣宗具有 “怀远须均及”观念。我理解这将突破史学界把永乐时代，派郑和下西洋动机定为查访建文帝下落为主的局限性，而展示出明帝国转变“息鲸洲” 再度下西洋，有“到天河”远航争取 “诸番入觐多”，加强与更多的国家地区人民友好交往的意图。由之推论，加文•孟席斯先生认为郑和的副使们曾分别率分船队去过南、北美洲、澳洲并环球航行的被动所使;也不排除或许有一定的灵活主动追求探索，且并不违背明朝廷新意图。而郑和和群塑中有一尊“番人”立象并列供奉，更显示明朝人民深知在郑和下西洋的重大历史航海活动中有外国友好人士不可磨灭的共同贡献。我认为郑和群塑的发现与英国加大•孟席斯新著《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出版将互相印证，共同促进郑和研究的深化，把郑和研究与纪念活动推向世界，使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这个国际意义也是可以预料的。
长乐出土郑和群塑的制作、供奉、发现、考证等一系列活动都是长乐人民的重大贡献。长乐市领导正在充分利用郑和海洋文化，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特别是以迎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的机遇，主动开展郑和群塑的观赏、研究活动，大力吸引海内外众多专家游客，来加快长乐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也不可低估。
海外华人、侨胞和台湾同胞祀奉崇拜妈祖海神者甚众，敬仰钦佩郑和下西洋伟大航海家者也很多。显应宫具有出土两朝双神的群塑，可以成为凝聚侨胞民情、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海洋历史文化传统基地的政治意义，更有待有关方面充分认识并加以利用。
    (四)建　议
    一、建议福州长乐市文物部门对“长乐出土郑和群塑”尽快报请省和国家文物部门正式组织鉴定并审批为国家级文物保护项目。
    二、建议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备的纪念郑和600周年展览中将“长乐出土郑和群塑”列为正式展示项目。及早安排复制郑和塑像，同时复制长乐出土“天妃灵应之记”碑、三清宝殿铜钟等郑和下西洋重要文物。
    三、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筹备的郑和学术研讨会，策划的郑和研究重大课题中将“长乐出土郑和群塑”研究列入计划，组织国内史学、考古与艺术界专家，做专题调查研究，包括对每尊塑像都做出人名与身份的考证，对制作年代，塑像背景与内涵、艺术价值等也要详加研究，还要联系长乐的其他郑和历史遗迹的相互关系加以考察，写出有份量的学术专著，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提供一份学术献礼，公诸于世界。
    四、建议福建省福州市领导对长乐地区及其附近郑和历史遗迹与海洋文化积淀，进行系统调研。据了解，福州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建师大历史学系郑和研究小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下、自发筹划开展“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的协作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很有意义，建议省市领导给予领导和支持。
    以上思考如有不当，敬请有关领导、学者给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