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的历史价值及接运经过

天涯

明成祖迁都燕京之后，为确保其一系相承之帝业，乃遣派所日匿宦者郑和，七下西洋，踪迹建文，毫无所获，而演变为宣扬国力，广收属国，蔚成明初盛事。国内外有若干专著，记述其事，兹专叙《天妃灵应之记》碑一事。
    郑和出使前后，为时三十年，在国内勒石纪功，厥有二处：一则为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碑》，据近代学人郑鹤声所著《郑和遣事汇编》所载，“今春(笔者按：为民国二十五年)偕管君劲丞往娄东访碑不获”，一则为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之记》碑，此碑原置于南山某废寺之中，年久湮没，无复知者。民国二十年，始由邑宰吴鼎芬世伯，辇入县署，迁于思善斋墙侧。民国二十四年，湘乡王公伯秋为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驻节其间，偶于荒烟蔓草中发现，剔扶摩拓，此碑遂显于世。自娄东之碑不存，南山之碑遂为考证郑和遗事者唯一之瑰宝，其历史价值如下：
    一、足以订正明史所载郑和西征年月之舛伪。
    二、足为研究当时西洋群岛的政治、地理、物产之第一手资料。
    三、足以明了郑和西征三十年情形之真相。
    四、足以启发国人远涉重洋从事贸易、垦殖及其他劳力、劳心工作，以裕家裕国。
抗战军兴，长乐三面环海，无险可守，王公伯秋以学者从政，积极组织民众，疏散物资，正在不遗余力，而在长乐具有历史价值之文物，亦多隐蔽孔径，不落敌手。在此临付前夕，王专员特召笔者晋署，面色凝重，指碑而言曰：“中日战祸，行将扩大，此地恐将不靖，子有心人也，战后务必排除万难，运回此碑，勿负吾望。”余敬诺之。
    不久，专署北撤，王专员离职，笔者浮沉于社会教育行政及省县教育行政工作。尝以公务，获睹郑心南厅长室及教厅第一科陈列有若干长乐古物，其次曾面询厅长，幸关照主管单位，调阅档案，均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经与二三挚友熟商后，乃勉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迅速获准调任长乐教育科长，自此名正言顺，寻碑工作，进行越趋积极。
    福建省立图书馆萨馆长，与笔者同为省立社教主管，萨氏好学深思，恂恂儒者，益有声应气求之契。其次闲谈中，萨馆长曾提当年长乐古物北运寄藏问题，当时图书馆亦在播迁之列，未行接受。笔者促其调阅原档案，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南山古碑，赫然存于南平省建设厅仓库中，狂喜不已。
    其时建设厅主任秘书郑坦先生原为教厅主秘，笔者之恩师也。遂投剌谒见，恭呈长乐县府请求发还寄存南平仓库古碑之公文，并附上省图书馆原档案为证。郑师翻阅良久，徐徐发言，大意谓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但此碑，为其研究单位请求代管，并经主席批准。长乐县府如能即日派员迳赴南平办妥发还手续，予当从中玉成之。
    笔者回县之后，立即拟妥公文，妥备文件，筹足旅运费，批派民教馆长陈克家兄，限日限时，赶往南平，嘱其务必完成任务。陈兄为人干练沉着。越数日，此睽别多年，亦奔走多年之古碑，遂安卧于民教馆长廊矣。笔者瞻视良久，如释重负。
    一碑之颠晦，系于政治之隆活与国运之兴替，笔者有幸，叨师友之策励协助，卒于绝处逢生，珠还合浦，有以慰关怀爱护此碑之长者，临风兴怀，不禁欷虚欠!甚愿我长邑之人，善能珍护此碑，利用此碑，以收历史价值之宏效，则笔者前此之一番奔波苦心，为不虚矣。


附记：
    林治渭先生，是壶井村人，曾任长乐县教育科长，县参议会参议员等职。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林森会讯》第五期上。因为，林先生是亲自参与《天妃灵应之记》碑的疏散和运回的全部经过，对事实的真实性，应属独家的亲历其事而无可生疑的。为此，特介与《长乐文史资料》。文中郑心南厅长，即郑贞文先生；萨馆长为萨北寅先生。“卧于民教馆长廊”的民教馆，在县城上街对面，今县粮食局旧址，主持馆务的陈克家先生，书画颇佳。“教厅”，即省教育厅，复印文字，个别模糊，加点标示。
    此文经过台湾《福州月刊》发行人程法望先生复印与之，其目的是澄清王铁藩先生发表的《郑和遗迹—钟和碑》文中不实问题。下列引录林先生的“未能苟同之处”：
    一、王文“县长鼎芬将其(郑和碑)移立县衙思善斋旁”，“曾拓印多幅分赠友人研究”。
    林先生认为“置于思善斋墙侧”(“置”与“立”字义有别)；“未曾拓印”(拓印外送，是王专员任内的事)。
    二、王文“国立编辑馆编辑郑鹤声”。
    林先生认为“史学家郑鹤声于民国廿四年左右，应邀来闽讲学，顺道抵长，访问王专员并考察郑和碑，持有多幅碑文拓本而归。语阅中华(书局)版郑鹤声所著《郑和遗事汇编》郑鹤声为何许人，不之知”。
    三、王文“县参议员李永选提请教育厅准由本县派人运回”。
    林先生认为：“治渭为是届县参议员，未见李兄其人，是否由后递补，尚待查问”。“请阅《林森会讯》第五期拙作，县府呈请建设厅发还公文，有档案可查，胡说不得。”
据我所知，李永选先生是当过县参议员的，与林先生不同届，“是否由后递补“应属可能。
王铁藩先生病逝于1995年初，程法望先生资助印行《王铁藩闽文化作品选编》，书未付梓，林治渭先生获悉书讯，特寄来此文及函，希望订正。我为福州市民间文学家协会副主席，参与选编王先生遗著，便将若干史料不周，或述介未确的篇什，提出慎重处理的意见。因作者已去，原文即使发表，也难以重新代以更正。只好在编委会讨论，达成共识。如《郑和遗迹—钟和碑》等暂不选印。后来，林治渭先生作古。考虑保存文史资料的真实性，谨将所知经过补述。这是对逝者的缅怀，也有益于地方文史传播中订正事实，纠之讹传，也有益大家撰作文史资料的参考，行文力求事实凿凿。
    特附说明，时年壬午孟春，于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