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闽中十才子

溪上刘师禹

闽中十才子

明初，由于朝廷采取了一些有益于民众安居乐业的措施，福州经济得以复苏，文化也有了发展，艺术活动亦渐繁荣。当时福清的林鸿，长乐的陈亮、高棅、王恭，闽县唐泰、郑定、周元、黄玄，永福的王儞，侯官的王褒号称“闽中十才子”。他们的诗一改元季纤弱的弊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林鸿(约1368年前后～?年)，字子羽，福清县人，15岁能论文。洪武初，以人才荐至京，召试，赋《龙池春晓》、《孤雁》2诗，为太祖所称许，授将乐县儒学训导，官至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年未40岁，就辞官归里，致力于诗。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弟子相唱和。著名的有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等9人，以林鸿为首，时称“闽中十才子”。林鸿主张诗学盛唐，诗之“神秀声律，粲然在备”，“骨气”与“菁华”并足，“春华”与“秋实”相兼，成为闽派诗论的纲目。其诗声调圆稳，格律整齐，一洗元代诗人纤弱之习，称为“闽派”。著有《鸣盛集》4卷、《鸣盛词》1卷。其妻朱氏，亦能诗，早卒。

郑定(1383年前后)，字孟宣，号澹斋，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善击剑，曾从陈友定。友定败，逃亡交、广间,后回，居长乐筹峰溪上。他工古篆、隶书。洪武中举明轻，授延平府训导，又征为齐王府纪善。永乐中，迁国子助教。著有《澹斋集》。

王褒(?～1416年)，字中美，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林鸿侄婿。明洪武时中乡荐，历瑞州、长沙学官，迁永丰知县。永乐间，召入与修《太祖实录》，升翰林修撰，为《永乐大典》副总裁，擢汉王府纪善。工诗文，著有《养静斋集》、《王翰林诗》。

唐泰(约1410年前后)，字亨仲，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进士。永乐中，历官陕西按察司副使。工诗，著有《善鸣集》10卷、《唐观察诗》。

高棅(1350～1423年)，彦恢，号漫士，仕名廷礼，长乐县人。博学能诗，善书画，世称“三绝”。明永乐初，以布衣召为翰林院待诏，迁翰林院典籍。论诗主唐音。著有《啸台集》20卷、《木天清气集》14卷传世。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首次分类诗体，注意诗歌风格，可作为学诗入门。

王恭(约1350年～?年)，字安中，自号皆山樵者，长乐县人。明洪武间隐居筹岩山。永乐四年(1406年)，以儒荐为翰林待诏3年，60岁参与修《永乐大典》，书成，授翰林院典籍，弃官返里。为诗援笔千言。著有《白云樵唱集》4卷、《草泽狂歌》5卷及《凤台清啸》等。

陈亮(约1375年前后)，字景明，号拙修翁，长乐县人。元末儒生，入明，家居建沧州储玉楼，郡县累征不仕，作《读陈搏传》以见志。与福州耆彦结“九老会”，唱和为乐。著有《储玉斋集》6集、《沧州集》3卷。

王偁(1370～1415年)，字孟扬，又字密斋，永福县(今永泰县)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举人。永乐初，荐授翰林院检讨，进讲经筵，充《永乐大典》副总裁，最为总裁解缙所推重。为人英迈爽发，学博才雄，工诗、善书。其诗质朴清新，不落窠臼，行草类苏轼。永乐八年(1410年)，因解缙被诬案，受株连下狱死。著有《虚舟集》5卷。

周玄(约1398年前后)，字又玄，一字微之，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林鸿弟子。曾挟书千卷，在长乐高棅家读书，10年后以尽记所读，弃书离去。明永乐间，以文学征，授礼部员外郎(一作祠部尚书郎)。著有《宜秋集》8卷及《周祠部诗》。

黄玄(约1398年前后)，字玄之，将乐县人。初从林鸿学，后林鸿弃官归，乃移居侯官县，从之深造，深得林鸿器重。后以岁贡生授泉州训导。著有《鸣秋集》、《黄博士诗》。

溪上刘师禹

论闽中诗派
作者：蔡一鹏


内容提要：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中诗派之所以能在明初诗坛兴起，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与闽中地区的文化小气候交融汇合的结果。闽中诗派在理论上主张师法盛唐，这对以尊唐复古为基本特征的明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启导作用。闽中诗派在创作上以摹拟唐诗的体格声调为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某些深切的生活感受，这对以乐教为基础的明代诗歌美学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但由于明初统治者的专制独裁和政治高压，因而闽中诗派的作品多不敢干预社会生活，只能摹拟唐诗的外观，其末流甚至变为形式主义，这则是他们的弱点和缺陷。



闽中诗派，又称晋安诗派。这是明初诗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它活动于洪武、永乐年间，活动区域在当时福州府闽县、长乐、福清一带。其主要成员有：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唐泰、郑定、王＠⑵、王褒、周玄、黄玄，时称“闽中十才子”。其中，林鸿为诗派的领袖和倡导人，“凡闽人言诗者，皆本鸿”⑴。而高＠⑴，则通过他编选的《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全面地阐述了闽中诗派的诗歌主张，成为这个诗派的理论代表人物。林鸿、高＠⑴还通过传道授业和文艺结社的方式来组织创作队伍。“十子”之外，“林敏、陈仲宏、林伯景、张友谦、赵迪诸人，皆鸿之弟子”⑵，可谓“才隽辈出，彬彬风雅，亦云盛矣”⑶。
闽中诗派尊法盛唐。《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对于以“尊唐复古”为基本特征的明代诗学，这个诗派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启导作用。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闽中诗派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唐诗品汇》一书的评论上。至于这个诗派的盛衰过程及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如何，则未曾作过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将闽中诗派放在明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以便看出时代生活对于这个诗派的影响，进而窥探其诗风演进的轨迹。
　　一
文学的复古思潮，在明诗发展史的起始阶段，即表露出明显的势头。明初，与“闽中十子”同时活跃在诗坛上的有：以高启为首的吴中诗派，以刘基为首的越中诗派，以孙＠⑶为首的岭南诗派，以刘嵩为首的江右诗派。提倡复古，是这些诗派共同的倾向。
然而，各家所提出的复古主张，并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巨大的潮流，惟有林鸿、高＠⑴诸人树起了“师法盛唐”的一面大纛，才真正将明初的文学复古引向高潮。据《明史·文苑传》：“（林）鸿论诗大指，谓汉魏风骨虽雄，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高＠⑴的《唐诗品汇》即以此为基础，为闽中诗派确立了自成体系的创作纲领。《明史·文苑传》称《品汇》一书，“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对闽中诗派颇有微词的钱牧斋也说：“盖三百年来，……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可见闽中诗派的尊唐复古之论不但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而且为整个明代的诗学潮流，规定了发展方向。
尊唐复古的文学思潮之所以在明初诗坛上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动因。
我们都知道，早在南宋后期，当江西诗派的艰难晦涩之风与四灵、江湖派的清苦之风还在诗坛上流行之时，诗论家严羽即提出了复振唐音的历史课题。严羽倡言：“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论一出，声律神秀大备的盛唐诗重新引起人们的希企仰慕。然而，在严羽的时代，南宋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士大夫心头蒙罩着一层亡国的阴影，实在难以象盛唐诗人那样，气度轩昂地歌唱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洎乎元代，应该说是进入了唐音复振的准备阶段。钱钟书先生指出：“元人多学唐调。”⑷但有元一代，诗文辞赋如同它们的创作主体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崇高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⑸者固有之，而学唐之一派始终未能建立起声容盛大的营垒。而且，在民族歧视下备尝内心苦楚又无力反抗的士大夫，常欲借诗文以抒其悒懑，免不了要重新坠入险怪奇诡之一途。这样，复振唐音的课题，便有待于明人来作出答案了。
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末的战乱，恢复了汉族地主在国家政权中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回升，复兴民族文化传统同时成为新王朝借以巩固政权的必要措施。据《明太祖实录》，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即“诏复衣冠如唐制”。汉族士大夫向来以讲究“夷夏大防”、“华夷之辨”为其心理定势，面对这样一场由最高统治者发起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难免要发出“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的胜慨了。明代开国初期的这种新气象，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幻觉，似乎开元、天宝间那样的盛世又将来临。于是，向往盛唐文化，成为士大夫普遍的心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闽中十才子”怀着对“盛世”的神往步入了诗坛。王恭在《书延平王将军闽山览胜图》中写道：“自是承平多胜事，七闽应许擅风流。”林鸿同样为这种“假盛唐”的气象所感召，特意题其诗集曰：“鸣盛”。马得华《〈唐诗品汇〉序》也说：“全闽学古者，歆发振动，能相与鸣国家之盛，必廷礼（高＠⑴字）为之倡；海内文士，欲历唐人之蹊径，闯唐人之壶奥，则必于《品汇》求之。”由此可以看出，林鸿、高＠⑴诸人遥和唐人，鼓吹唐音，原是期于在诗歌领域恢复盛唐时期的文化精神，借以“鸣国家之盛”。盛唐之音，成为他们适应时代要求的最佳选择。
处于山陬海隅的闽中地区之成为尊唐复古文学思潮的策源地，这不仅是由于时代、社会大背景造成了机运，同时还是区域文化小气候温润的结果。在南宋诗坛上首先倡言“截然当以盛唐为法”的诗论家严羽，便是福建邵武人。严氏诗学在闽中流传最广，影响尤深。《福建通志》云：“自羽以妙远言诗，扫除美刺，独任性灵，邑人上官伟长、吴梦易、黄裳、吴陵盛传宗派，几与黄鲁直江西派并行。”自南宋以来，主唐音之一脉不绝如缕而独盛于闽中，原因即在于此。在林鸿、高＠⑴之前，闽中诗人已有蓝仁、蓝智与张以宁以学唐诗著称。其中张以宁影响最大。据《明史·文苑传》，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在元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博学强记，有俊才，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云：“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指出这位“小张学士”乃是“闽中十子”的直接先导。今考林鸿《鸣盛集》卷一，中有《驱车篇送张志道奉亲柩归清漳》，可以确证林鸿与张以宁有过直接交往。当然，对林鸿产生影响的闽中诗人不止以宁一人。林鸿《送黄玄之京》诗云：“予也夙颖悟，十五知论文。结交皆老苍，稚爪攀修鳞。冥心三十年，寻源颇知津。探元始有得，服膺如获珍。”由此可以看出，林鸿自少年时代起，就受到闽中诗学的熏陶和浸润。这也说明，“闽中十子”之成为尊唐复古的“开国宗派第一”⑹，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渊源深厚的区域文化与明代开国时期社会风尚交融汇合的结果。
　　二
我们了解了闽中诗派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现在可以进一步来探讨他们的诗歌创作。
对于闽中诗派的诗歌创作该如何评价，这从明初以来就是一个歧见纷呈的问题。就林鸿的作品来看，人们的褒贬毁誉就颇不一致。推誉者莫过于明初的刘子高，他在《鸣盛集·序》中以为鸿之诗“始窥陈拾遗之阃奥，ｑīｎ＠⑷ｑīｎ＠⑷乎开元之盛风，若殷ｆáｎ＠⑸所论神来、气来、情来者，莫不兼备”。诋＠⑹者则以钱牧斋为最，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中说：“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不知由悟而入也。”
前人对闽中诗派的评价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与论者持有不同的艺术见解和批评尺度有关。他们的看法，各有中肯的一面，也各有偏颇失当之处。平心而论，闽中诗派未能代表明初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但这个诗派有着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在创作上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理论上对一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歌流派，其创作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时代的审美趋向。我们应当联系这方面的情况加以考察。
根据近人的研究成果，明代诗歌美学呈现出这样一个历史走向：诗人们先从儒家的“诗教”退回到儒家的“乐教”，进而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促成了中国诗学由政教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化。早期儒家文艺观有着“以声音干戚教人”的传统，十分注重诗歌音乐性感发人心的审美作用。但是到了宋代理学家手里，乐教的基本内容被抽空了。理学家片面强调诗的言志载道作用，而以声音之道为末，认为“末虽亡不害本之存”。这种反美学的文艺主张，导致传统诗歌音乐美的凋丧，终于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明代诗学的一大贡献，便是针对理学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加以反拨。从李东阳到前后七子，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儒家政教中心派的立场，注重从音乐性方面去探索诗歌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这对于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⑺。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明代诗学的这一历史性转向，正是由闽中诗派首先发端的。
严羽《沧浪诗话》分析了诗歌必备的五项因素：“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这一认识，为闽中诗派弘扬乐教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又不可改易地制约着闽中诗派艺术追求的审美视角。明代开国之初，虽然弥漫着一片“假盛唐”的气象，但实际上，象开元、天宝间那样的封建社会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处在一个与盛唐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而想要再现盛唐诗人的精神气象，又谈何容易。唯有从形式外观入手，才可能敲响盛唐诗歌这一艺术宝库的大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道破了个中奥秘。林鸿、高＠⑴诸人正是从体格声调一端去继承严羽诗学的。由上引林鸿的“论诗大指”可以看出，其标举盛唐，着眼点不在别处，正在于“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而高＠⑴编选《唐诗品汇》也是从这一点上作了重要发挥。《品汇》一书，“辨尽诸家，剖析毫芒”，其意正要读者通过往复讽咏，领略出唐诗在初、盛、中、晚各个时期不同的体格、声调，以辨别其正变源流。方孝岳先生指出：“这‘别体制’、‘审音律’，即是他一书的眼目。”⑻堪称确论。
闽中诗派的诗歌作品正是这一美学思想指导下努力实践的结果。后人对其致力于摹拟颇有微词，但论者未必理解，闽中十子不惜“绳趋尺步”地规摹唐音，其目的就是为了弘扬盛唐诗讲求声律的美学传统。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读其诗，但觉得声调铿锵，音节浏亮，与宋诗末流之艰难晦涩、拗折人口大异其趣。这正好说明，他们的艺术追求是有成效的。儒家乐教传统的恢复，就这样迈开了第一步。
当然，如果仅仅在体格声调上与唐音相似，那么“十子”的作品亦将如后人所讥评的那样，是一种“瞎唐诗”，这个诗派也就不足以“雄据一方，先驱当代”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闽中十子”是一群由元入明的诗人，他们身经鼎革换代的历史变迁，具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因而他们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在讲求宫商之美的同时，也表现了深切的生活实感，做到了声情并茂。林鸿的诗即一显例。
明史本传及其他文献关于林鸿生平的记载颇为简略，大致云：林鸿，字子羽。少任侠不羁，读书能强记。洪武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儒学训导。居七年，拜膳部员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遂自免归三山。但据我考知，青年时代的林鸿是颇有抱负的。在元季天下大乱之际，他甚至投笔从戎，参加过反元战争。其《寄陈八参军》诗云：“结交从来重意气，使酒或可轻侯王。谁言一旦风尘起，故里萧条半荆杞。立身自许致功名，报国谁能论生死。尔时正值胡麈昏，手携俘首悬辕门。……”林鸿早期的一些诗写得风骨遒劲，梗慨多气，与这不平凡的经历和建功立业的胸襟抱负有着密切的关系。且读下面两首：
抚剑中夜起，气候何凄清。天高白露下，北斗当前楹。嗷嗷双飞鸿，随阳亦宵征。微禽尔何知，寒暑婴其情。始知玩物化，中复念吾生。三十志有立，一经尚无成。缅怀古哲人，信与大道并。道在无终始，来时暂衰荣。感叹不能寐，延首东方明。
　　　　　　　　　　——《感秋》十三首之一
无诸昔建国，赤土疏王封。筑台青冥上，垂钓沧江龙。乘龙去不返，千载如飞蓬。只今荒台上，寂历多遗踪。我有太古怀，来吟江上峰。天青海气灭，地古寒烟浓。潭水绿万丈，秋岑碧千重。登临未能已，落日催孤钟。
　　　　　　　　　　——《无诸钓龙台怀古》这两首诗取近体声律而入古体，别具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之美。从内容上看，也比较深刻地表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林鸿于入明之时，大约三十岁。《感秋》诗中有“三十志有立，一经尚无成”之语，当即写于此时。其时，中原大局初定，而社会尚动荡未安。诗人刚刚结束了他“放浪裘马间”的军旅生活，却因为“当路忌才弃如土”⑼而不得不重新走入书斋，其内心抑＠⑺不平，直可想见。此诗写得声调激越，含梗慨之气，形象地展示了作者有志求申的情怀。《无诸钓龙台怀古》一组三首。从第二首有“秦鹿既已死，却辞隆准翁”一语看，应属入明后的作品。传说中的钓龙台，在闽县之南钓台山上。作者身经时代风云的变幻，于钓台之上，对着满目山川，一种思古之幽情，发之于肺腑，流之于篇章，便自然形成了声调沦凉，气韵悠远的特色。
如果说，林鸿早期的一些诗篇比较深刻地展示了诗人对于时代的感受，那么，高＠⑴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黄宗羲《明文案序》云：“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高＠⑴就是这样一个“士”的代表。他于永乐初出仕之前，一直隐居于长乐山中。他不但工于诗，而且“书得汉ｌì＠⑻笔法，画出米南父子，时称三绝”。这种深厚的文化素养，使他特别善于表现闽中山水的诗情画意。《九月八日郭南山亭宴集分得下字》是他的名作：“海国霜气凉，秋声落遥野。乾坤肃以清，收纳属多暇。出郭寻幽期，同人命轩驾。载酒入翠微，凭高ｑì＠⑼ｃéｎｇ＠⑽榭。苍山横黄云，大江同天泻。飞雨霞际晴，夕阳雁边下。江山满陈迹，今古成代谢。高兴殊未平，临风独悲咤。”沈德潜评曰：“飞雨十字，写晚景入画。”⑽洵非溢美。
除以上所引，再如林鸿的《饮酒》、《金鸡岩僧室》、《送高郎中使北》、《寄逸人高漫士》，高＠⑴的《水竹居》、《题台江别意送顾存信归番禺》，王＠⑵的《老马》、《寒村》、《塞下云》，王恭的《春雁》、《闻笛歌送人之塞上》等等，皆能出入唐人而得其神理，属于明初诗歌的上乘之作。
闽中十子于五七言古近体皆有所染指，而写得最为娴熟的，则是七言律。这是因为七言律是在盛唐时期才得到高度发展的，曾与传奇一道被称为有唐的“一代之胜”⑾，可以说是盛唐诗人运用永明声律学进行艺术创造的一大成果。闽中诗派有志于声音之道而奉法于盛唐，自然要在这种诗体上勤下功夫了。这种偏好律体的作风，几经流传，终成窠臼，到后来，竟至“有诗必律，有律必七言”，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观其滥觞之始，佳篇名句，却也着实不少。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曰：“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积雪明山殿，玉涧飞流带苑墙’；‘诸天日月环龙衮，九域山河拱象筵’；‘衲经雁宕千峰雪，定入峨嵋半夜钟’；‘云边夜火悬沙驿，海上寒山出郡楼’，皆气色高华，风骨遒爽。”可见林鸿在七言律的创作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十子”的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及林鸿，甚至有不少吞剥唐人的低劣作品，但也不是没有较好的篇章。如陈亮的《冶城怀古》：“东西屹立两浮屠，十里台江似带纡。八郡河山闽故国，双门楼阁宋行都。自从风物归文化，几见封疆入版图。惟有粤王城上月，年年流影照西湖。”写闽中风物，意远而情深。再如王＠⑵的《宿巴陵闻笛》：“玉笛凌秋韵远汀，空江皓月思冥冥。怪来杨柳移关塞，可是梅花落洞庭？夜半旅魂随调切，谁家少妇依楼听。晓来更觅龙吟处，一点君山水面青。”于疏淡中见风致，亦冷然可读。
闽中诗派的诗歌创作，在当时起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可以想象得到，当妖冶ｔì＠⑾诡的纤体诗在明初流连忘返时，人们从闽中诗派那里听到了＠⑿＠⑿大雅的“唐音”，自然会有耳目一新之感。据《列朝诗集小传》载，当时无锡著名诗人浦源，“闻闽人林子羽老于诗学，欲往访之而无由，以收买书籍入闽，子羽……遂邀入社，因避所居舍之，日与唱酬”。可见，林鸿所倡导的“晋安风雅”，在当时的影响已不限于闽中。
　　三
“闽中十子”的诗歌创作，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也为此后以乐教为基础的明代诗歌美学体系的建立创造出良好的开端。这些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还须看到，这个诗派在诗歌创作上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和缺陷。这些弱点和缺陷，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成就受到限制，而且为其末流转变成为形式主义诗派，埋下了病根。
这主要表现于，他们在弘扬乐教传统，讲究诗歌音声之美的同时，没有对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作出正确的扬弃，将其中积极、合理的因素汲取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
闽中十子的诗歌作品，很少透露出对于时事政局、社会民生的关注。读遍《闽中十子诗集》三十卷，除去林鸿回忆早年生活的一些作品外，唯有陈亮集中《乱后入城逢故人感愤有作》一首，写到了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其他诗人偶尔涉及社会问题，也是怨而不怒，缺少激情，形象苍白，难称佳构。如王恭的《书王孙射雁图》：“锦袍朱帽绿弓ｘｉáｎ＠⒀，却射飞鸿灞水边。不识柳林关外路，白狼黄鼠满秋田。”隐约有着某种讽谕意味，细读之却给人以因文造情的做作感。
这群诗人写得最多的是纪游、送别、览胜、怀古、访僧、问道、咏物一类题材，再有，就是晏集上的分题“赋得”，诗友间的唱和赠答了。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如果真正表现出作者的生活实感，写这类题材同样可以产生出好作品。但问题在于，如果一群诗人总是在极为狭小的圈子里讨生活，就很难想象，他们的诗歌创作会具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
闽中诗派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缺陷和弱点，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与“闽中十子”在洪武间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却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这个诗派的创作高峰期在洪武中叶林鸿弃官归隐之后，至永乐初高＠⑴出仕之前。这一、二十年之间，“十子”中除了郑定被征授为延平府训导，王褒出为长沙学官之外，其余的大多数人皆未曾出仕。他们远离政治中心，留居闽县、长乐乡间，过着以文酒相娱，以泉石养性，以图史自乐的闲居生活。在这段时间内，这群诗人多有闲暇去切磋诗艺，探讨诗歌的审美规律，并形成共同的文学纲领。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他们被过于狭小的圈子束缚了生活视野，未能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去摄取创作题材。
特别须要指出的是，洪武年间闽中诗人热衷于隐居生活，并非孤立偶然的现象，必须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来加以考察。清人赵翼曾经揭示出这样一个特异现象：“明初文人多不仕。”⑿可见，士大夫退避政治，遁逃山林，非闽中诗人所特有，而是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
历来的文人士子，或朝魏阙，或投草泽，都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来决定，这并不奇怪。但值得寻思的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象明初洪武朝那样，在士大夫当中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大逃亡！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又以其猜忌的个性展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部残酷性。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出于个人的猜忌心理，朱元璋不择手段，滥施重典，不但将功臣宿将诛戮殆尽，对文人也实行前所未有的严酷手段。在朝士大夫动辄以小过得咎，一有蹉跌，则劫运难逃。其时，解缙上疏云：“陛下无ｊì＠⒁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其严酷之状，由此可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士大夫内心恐怖已达到何种程度！
正是在这种政治高压的驱使下，闽中诗派的“才子们”加入了政治大逃亡的行列。对于朱元璋的血腥屠杀，闽中诗人是直接耳闻目睹的。林鸿的学生林伯ｊǐｎｇ＠⒂，便是在福州府学训导任上，因文字之祸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至此，我们可以揭示出闽中诗派真正病因之所在了。在当时一片阴森恐怖气氛之下，诗人全身远祸惟恐不及，还敢于运用诗歌去干预生活，揭露现实吗？且读林鸿的《放归言志》：“君门乞得此身闲，野树烟江一棹还。收拾旧时诗酒伴，远寻僧舍入秋江。”可以看出，诗人在脱离政治险境之后，心情有如悬石落地一般的轻松。
与林鸿一样，“闽中十子”的其他人终于在山水泉石之间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最佳场所。他们诗歌创作的主导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前人评陈亮的诗：“冲淡悠然，有陶孟之风。”⒀评王恭的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⒁论及王＠⑵则曰：“视功名泊如，每有抗浮云之志，期在息机，与世无ｊìｎｇ＠⒃”⒂，“歌行律绝，如幽涧流泉，清而有韵。”⒃尽管个人风格互有异同，但他们所追求的，同是一种冲融淡泊，清邃玄远的境界。这正是极权专制压迫下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努力要退避政治、超越现实的社会心态的典型表现。
至明成祖永乐年间，“闽中十子”的活动中心出现一次大转移。其时，除林鸿、陈亮仍留居故地外，其他诗人纷纷出山，奔入仕途。其中高＠⑴、王恭、王＠⑵等皆入翰林，由山林隐士一变而为宫廷文学侍臣，其诗风也因此发生变化。在大量点缀升平、赠答应酬的无谓作品中，不但早期“风骨遒爽”的特点全然消失，即使是洪武中叶以后形成的冲融淡泊之境也很难见到，更多的是一些表面上与“唐音”相似的空壳子。将高＠⑴的两部诗集作一对比，便可以看出其诗风转变的情形。钱牧斋指出：“漫士诗所谓《啸台集》者，其山居拟唐之作，音节可观，神理未足，时出俊语，铮铮自赏。《木天集》凡六百六十余首，应酬冗长，尘坌堆积……漫士既以诗遇，遂无片什可传。所谓‘不能复歌渭城’者乎！”⒄实际上，这个诗派发展到后来，已经同以台闽体为代表的宫廷文学合流了。牧斋所谓：“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即指出了这一点。
“闽中十子”登上诗坛之初，曾经在向往盛世的政治理想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审美理想：期于在诗歌领域再现盛唐气象。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指出的：“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明初的时代潮流并没有提供再造盛唐诗歌艺术的环境。与明太祖只能在衣冠、发式上恢复唐制一样，闽中诗派所能恢复的，也只是属于唐诗形式外观的音声之美。历史发展到明初，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时代，随着朱明王朝的极权专制主义逐次张开狰狞的面目，闽中诗派的审美理想也终于化为泡影。
那么，这是不是说，这个诗派只不过是诗坛上空匆匆划过的一颗流星，闪射不出永久的光芒呢？不是的。传统诗歌发展到明清两代，已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闽中诗派的出现，是符合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这个诗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盛唐诗的预期目的，但他们通过创作实践所作出的艺术探索，却收获到《唐诗品汇》这样一个理论硕果。闽中诗派也因为这部诗学著作而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文中注释：
⑴⑵《明史·文苑传》。
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⑷钱钟书《谈艺录》第二六条“赵松雪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页。
⑸顾嗣立《元诗选·戴表元小传》。
⑹周亮工《闽小记》。
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参阅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一些观点为本文所采用。
⑻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第153页。
⑼《寄陈八参军》。
⑽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三。
⑾参读洪迈《容斋随笔》，焦循《易馀ｙｕè⒄录》卷十五。
⑿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⒀袁表、马荧《闽中十才子》。
⒁《四库全书总目·〈白云樵唱集〉提要》。
⒂解缙《王检讨诗集序》。
⒃《竹窗杂录》。
⒄《列朝诗集小传》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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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木右加秉
　＠⑵原字为们的左半部右称繁体字的右半部
　＠⑶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贲
　＠⑷原字为马右加侵的右半部
　＠⑸原字为王右加番
　＠⑹原字为说的左半部右加其
　＠⑺原字为郁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款的左半部右加隶
　＠⑼原字为甜下加心
　＠⑽原字为层字的云改为曾
　＠⑾原字为们的左半部右加叔
　＠⑿原字为江的左半部右加风的繁体字
　＠⒀原字为红的左半部右加玄
　＠⒁原字为几的繁体字
　＠⒂原字为王右加景
　＠⒃原字为竞右加竞
　＠⒄原字为笔的上半部下加龠

天涯

闽中十才子长乐不是占了六个吗?

溪上刘师禹

没有这么多，土生土长在长乐就是高棅、王恭、陈亮三位，还有郑定是寓居在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