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满族 汉军旗人 历史记忆 认同
作者刘正爱,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福建省长乐市琴江满族村的八旗汉军后裔为例,通过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强烈要求修改民族成份并于1979年建立满族村的过程,考察国家框架之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目前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已居第二位,仅次于壮族。纵观几十年来满族人口的变化,我们看到,从1953年到1964年满族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分别为240万和270万人,1982年满族人口超过了430万人,而到了2000年已经高达1068万人。有研究表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辽宁省锦州地区大约22.6万名满族人当中,有10%是八旗满洲的后裔,其余的90%为八旗汉军的后裔。参见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p.279.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关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满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可归于多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地位降低,很多满族人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直至80年代落实民族政策后才又重新申报为满族。
满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民族名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此之前主要是用旗人、满人、满洲人等称呼。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是清代的军事、社会制度。八旗分为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旗人是指包括家属在内的所有八旗成员。非八旗成员则被称为民人(汉人)。也就是说,旗人和民人是围绕着八旗制度产生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因此,汉军旗人虽然与民人具有相同的文化谱系,但由于他们被编入了八旗,因此他们与民人属于不同的范畴,即他们是被定位在旗人这个范畴里的。
关于汉军旗人的民族归属问题,过去曾经展开过一些讨论。参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国内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64年印行,第134-136页。上世纪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王锺翰先生提出:“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王锺翰:《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这一观点后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很难做出这样明确的区分。根据笔者的调查,“【系统屏蔽词】”后民族政策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只要是子孙三代(甚至是姻亲)中有一人是旗人,就可以报满族。但也有一些汉军旗人,虽然没有出旗,却仍坚持认为自己是汉族,不承认自己是满族;反过来,有的虽已出旗为民,但仍认为自己是满族的汉军旗人,而且这样的人还很多。
重要的是,无论本人的民族意识如何,如果得不到行政上的认可,就不能享受少数民族的待遇。换句话说,在中国,个人的民族认同与伴随着制度性保障的民族成份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行政性、制度性的“民族”。
巴特的族群边界论所代表的族群(ethnicity)研究认为,族群性是自我和他者互动关系的产物,它受双方的制约;在边界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化特征还会不断发生变化。参见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10. Universitesforlaget, 1969。在中国,虽然也存在上述情况,但是国家的行政性、政治性因素显然比文化因素重要得多。
科恩也曾指出:不应该把族群性看做固有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当做根据周围的情况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或可操作的归属意识来看待,族群性具有随机性、战术性和工具性特征,它是任意的和可变的。参见Avner Cohen, “Introduction: 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A. Cohen (ed),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k Publications, 1974。科恩强调的这种随机性和工具性特征,在中国是要经过国家的行政性及制度性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的。
美国学者赫瑞通过对中国彝族的研究,认为族群性的真实本质是三种界定相混合的产物。族群的界定者包括族群成员自身、邻近族群成员和国家。在中国,国家掌握着民族识别以及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参见\[美\]斯蒂文•赫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中国的“民族”是自上而下“建构”出来的。参见\[日\]毛里和子:《从周边看中国——民族问题与国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这个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要看到,它并不是单方面的建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少数民族对国家所建构的“民族”的积极响应。另一位日本学者铃木正崇在强调少数民族被国家创造这一点时,不仅注意到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互动,而且也注意到外在与内在两个不同的力学角度。参见\[日\]铃木正崇:《被创造的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国家形成》,\[日\]饭岛茂编:《“民族”与国家的抗争——人类学的视野》,日本学术出版会1996年版,第212页。笔者认为,只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视角放进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只注重某一个单方面的视角,才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本质。
满族的认同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备受历史学家的重视。柯乔燕(Pamela Crossley)、爱德华•路斯(Edward J. M. Rhosds)、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通过文献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清代或清末民初满洲人的认同特征。参见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0;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些成果为研究当代满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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