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长山湖公园 于 2011-7-21 16:19 编辑
看完更觉感伤，陈琨老师一路走好！
也来说说 诗人死了，本不奇怪，是人都会死——哪怕是天才的诗人、科学家、将军甚至领袖。但要意指从此没有诗人，没有所谓的诗歌了，那就太过振聋发聩了。这难免令人哽咽再三，哽咽之后便出了一口长气。于是，想轻松地说上几句，也不知道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姑且当是唠叨吧，见笑了。
介入诗歌话题，初觉突兀而心怯，冷静想想，也没啥。在这个艺术门类越分越细，文艺流派和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的年代，诗还是诗，诗也不过是诗。
A、作为中国文学史可珍贵的重要部分，古典诗歌为中华民族赢得不朽的光荣。但是，从记忆中挖掘开去，中国最早的文学源头似乎是上古的神话传说，诸如《山海经》等的神话以及其后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之类。后来的象鲁迅先生指出的“哼唷、哼唷”派，以及先民在劳作之后的甜美重温中，发出“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叫喊，情感和韵律便深含其中了，应该说这就是最早的也最质朴的诗了。这是对劳动、生活的提升和赞美，自有一种认识、情感付诸其中。基于这种认识，有当代活跃的理论家在大量分析了诗歌的特性后，指出：勾股定理乃是一首最美的诗。呵。
我突然想到，当年在课堂上恩师谈论诗的特性时，做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生活是大米，散文是米饭，而诗歌是酒。意思是从米饭中可以看出米的模样，而酒就不同了，从酒中是看不出米的样子的。因为诗歌是一种提升，是一种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是提取类的特性赋予人的情感的。仿佛你写马，写到详细到是哪里的、哪种类的，哪人养殖的，那过与具象化的描述，那就不是诗歌而是散文了；要是象李贺《马诗》里吟咏的那样“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你就不知道是哪种类的马，也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这里就显示着诗歌的特点，因为它提取的是类的特性。
我想，具备了这种诗歌的特性的就应该是诗歌。可能因为酿造、提炼的技术和提炼的方向有差别也属正常，总不能认为白酒是酒，红酒就不是酒了。因此，无论是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还是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都是显露真性情的好句。这好比人就是人，有了人的本质特性的就应该看作是人。我们总不能认为穿西装革履，进入高级写字楼的才是人，而光着膀子赤着脚，坐在路边大口喝酒的就不是人。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圣人早就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是“可以”很多的，总不能认为：诗非得怎样怎样的针砭时弊，一呼百应的才是诗，否则一律不是。
在文化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纵然唱美声的是歌唱家，但是也不能就认为唱通俗的，唱民族的还有原生态的就不是唱歌，甚至还看不起平民百姓的卡拉情结，各有各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理由。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商品经济时代，精英文化的削弱，消遣文化的兴盛，也并不是十分的可怕，文化系统内部的震荡和扩张，正是证明了文艺自身的魅力和发展。当然，对任何时代的文艺，保持扬弃的态度是必要的。
B、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榕树极为茂盛，无论路旁、田野、水边，但凡有土壤的地方，榕树便落地生根，年年见长。倘若把北方的白桦树搬到这里来，怕是没有这番境象了。《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里所说的“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从古到今，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代表艺术。何以至此？最简单的理解，概是那个时代营造出孕育着那种艺术的肥沃土壤。自然，这种土壤的生成，有赖于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中华民族有灿烂的文化，光是文学史就源远流长。但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文学样式的更迭与变换，总是那样清晰、明显和自然，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发展方式。
世界著名的比利时化学家普里高津，在他的《耗散结构论》中指出：在通常条件下，涨落随生随灭，对系统的宏观行为的影响不大，但在系统失稳的情况下，涨落可以放大，最终可达到宏观的量级，驱使系统从一种状态达到另一种可能有序的状态。普里高津把这现象称之为“通过涨落达到有序”。 有趣的是，普里高津的不可逆进化把观察到的所有领域，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生态的、甚至人类的系统都联系了起来，它为从物理学和化学向生物学和生态学，最终向人文科学。上世纪后期的一段时间，文艺评论思潮风涌，便有论家将普里高津的理论引到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文学样式的更迭，文学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的必然过程。让人清醒地感觉到，与世间万物一样，这种变化发展是及其必然的。
从另一角度讲，每个时代的代表艺术乃至文学样式，总有天才的旗手在鼓噪，在努力，在创作出具有划时代的作品，从而对这种艺术的推动，对受众的影响，对艺术土壤的优化，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也就是文学理论界提出“范式理论”所阐释的现象。这种现象相当的鲜明，比如，屈原之于楚辞古风，司马相如之于赋，李杜白之于格律诗，苏辛之于词等等。
但是，一个时代的辉煌之后，社会的动荡，时代的变迁，审美的不同，原先的土壤松动了，于是“系统失稳”，过度和更迭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普遍很难对那曾经是我们上一辈人痴迷的地方戏剧感兴趣了。生活在如此快节奏的时代，怕是没几个年轻人愿意再去从容地听着一个“啊——”就是一两分钟的唱腔了，即便是韵味十足，字正腔圆。年代变了，审美心理变了，再去苛求某种样式的艺术全面兴盛和繁荣，怕是很难出现的局面了。在文学史上，清朝就是在经历了元明之后格律诗词的复兴，尽管有相当的数量，但是整体的艺术水准和普及兴盛的程度相对唐宋两朝来说，只能望其项背了。
自然，不妨还是有人出于自身的爱好，留恋在过去的艺术样式中低吟浅唱，这本身也无妨。现实中还有不少无病呻吟着的压韵对仗什么的，那且当他是在摆弄棋谱一般。能自娱就好，还能娱人，那就更了不起了。但要想拉扯出某种气候来，宏观来看并不讨好。
又想起多年前，针对玉田镇桃子剧减的现象。我曾为此专门走访了几位当地领导和农户，才惊讶地得出结论：原因就在于长期种植桃子，土壤已经发生某种病菌，会强烈影响桃树的生长。后来不少农户改种龙眼等果树。当然有还有些农户出于某种考虑，还保留着桃子，每年桃花盛开，还能点缀一方风景，也还有不少的桃子结果，但是肉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还能再现当年十里桃街的盛况了。
C、至于觉得共和国之后没有诗，那也太过悲凉了。自从诗出现成熟之后，任何时代，诗歌总能在自己的舞台上展现着风姿。就说共和国之后，知青部落里有，天安门前也有，汶川地震的废墟上还有，更不用说象牙塔里孕育着多少的风华诗人。尽管服饰装扮不同，那抒情言志，畅述人生的本质没有变。
任何唯格律，唯偶像，唯新异来看待诗，都不是可取的。还是那位朋友说得好，“饶了诗吧”。诗应该是宽容的，爱格律的就读就写格律吧，爱白话的就诵就做白话吧，甚至爱用散文、散文诗抒情达意也未尝不可，一切都无关紧要，要的是发乎真情，“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更何况，探索诗的脚步从来比诗的本身更美好。
假如一味认为诗就是很高尚的玩意，高尚得必须有相当的精神、内涵、高贵、气质等等或者摆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种态势的话，那诗只能堕落到自命清高，作茧自缚，最后死的不仅是诗人，还有诗。
假如真的觉得诗人已死，也不可悲。没了诗人，世上还有超人高人，还有男人女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并不因此暗淡多少。一样在不间断地创造文明，丰富生活。“情雅为诗，爱淡成词”，因此无论在论坛飘过，还是狮子开口，也无论是三月风起，桃花盛开，锦上添花，还是风雨柳絮，紫竹青青，鹰飞燕来……都是很美好的。
还是那句话：诗还是诗，只是诗在发展变化着；诗不过是诗，在丰富多样的艺苑中，诗也不过一种样式，一种形态。借用武术届的一句名言：“拳种无优劣，功夫有高低。”也犯不着非要死死抱着诗这颗树不可，文学的天地宽阔着。
“诗道世难通”。但我们总能高兴地看到：很多时候，诗歌蓬勃着。
尽管时序深秋，诗还是很安详地说：“我并不抱怨草木摇落的季节，因为我是常青树，不会落尽叶子的……”
——原作者——挑灯看剑 |
楼主: 简爱
发表于 2011-7-21 15:03:18
这么年轻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