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旗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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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营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始在福州驻防，康熙十九年
（1680年）设福州将军、副都统，辖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
部队由杭州调入，约3000人。其中拔带协领（四品）1员、参（佐）领
（五品）、防御（六品）8员，骁骑校（七品）12员。后来统治基础逐
步巩固，清廷对在福州的驻兵进行调整，兵额减至1096人。不久收并
耿精忠部1000名。后又陆续增加一些兵员。至乾隆九年（1744年），
计有营兵1490人。部队分步甲（步兵）和马甲（骑兵）。

　　旗营兵
舍原设在北门外北教场，后迁到东湖的水部山、东门、汤门、大墙根、
秀冶里一带，以土墙为界，人称“旗大街”。旗营部队初期武器极其
原始，仅有弓箭、大刀、长矛、腰刀和藤甲，到后来才使用鸟枪、大
绳枪和抬炮（二人抬的大鸟枪）。骑兵马有2000多匹。旗兵的武器虽
落后，但训练还较认真。步兵主要训练弓箭，骑兵在马道上训练射击。
季节性的训练有秋操、炮演等。

　　清军在福州的旗营中后来有个
“八旗捷胜营”。这是1901年清廷败于八国联军、与其签订了《辛丑
条约》后，想维持腐朽的统治，于是通令全国编练新军。福州将军增
祺受命后，即从旗营中抽选千余青壮年，编成两个营，名为“八旗捷
胜营”。该营的武器是德国造的毛瑟枪，当时算先进的。负责该营军
事训练的是福州将军朴寿。开始学德国式操，后因无财力聘请德国教
官，改聘日本人任教习，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捷胜营士兵纪
律松懈，自由散漫。平时散居在家，不过集体生活，官兵之间、军队
与百姓之间矛盾尖锐。兵丁每天卯时集聚弓房练武，辰时解散后，或
做小生意，或搞些手工业，没事就饮酒作乐，寻衅滋事。一次，旗丁
打死一汉人，将军希哲以一只羊、两坛酒抵赔了事。一些商民愤而罢
市。旗营附近的狮头桥、津门路等地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提防
“旗下仔”惹是生非。

　　“戊戌变法”后，旗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
对国家形势有所了解，特别是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后，他们意识到福
州爆发革命在所难免。许多人主张与革命者妥协，但将军朴坚决主战。
他认为革命党人主要来自外地，只要严加防守，对方就造不了反，特
别认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世受皇恩，绝对可靠。他把福州城内东、
西、南、北和汤门、井大、水部等七处军事要地都交给第十镇把守。
事实完全相反，郑权、林斯琛、郑祖荫等革命党人，看准了第十镇是
革命力量争取的对象，先在兵丁中发展同盟会成员，进而在中下级军
官中做工作，经过努力争取了大部分，最后迫使身为福建水师都督兼
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衔）的孙道仁就范。郑祖荫、林斯琛等于
1911年11月5日晚上，把孙道仁请到泛船浦港头江中的夹板船上开会摊
牌。与会的还有彭寿松、刘通、黄光弼和各帮会首领等人。在无可奈
何的情况下，孙道仁加入同盟会，表示支持起义。至此，占旗营兵额
半数的新军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了。

　　福州举事前，孙道仁劝朴
寿“识大体，明大局，不要过于固执”。朴寿这才恍然大悟，将他软
禁在署里。总督松寿得知后，要朴寿立即放人，以免扩大事端。朴寿
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孙道仁发令禁止部队参加革命就没事了。在松寿
的坚持下，朴寿只好放了孙道仁。同时，他严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
稻草和石灰等，如新军进攻，就决一死战，不得已时就集体自焚。

　
　福州光复之役始于1911年11月8日午夜。此时，没有参加起义的旗营
部队还有1000多人，但毫无战斗准备。当时，先由水部城门楼上新军
击鼓为号，接着于山炮兵向将军署（今省立医院）开炮。炮声一响，
旗营乱成一团，家属到处乱窜，多数拥到将军衙门花厅，准备自焚，
有的投井自尽。翌晨，第十镇集中火力轰击将军署，旗营有人错判炮
是从法政学院打来的。朴寿下令夺回那里的炮阵地，临时在东门大街
上拼凑了200多个兵，一半冲向法政学院，一半冲向乌山，中途又退回。
接着大斗彩巷附近的高节里、秘书巷、东门等处相继发生战斗。　　
朴寿见大势已去，与统领德润和家眷逃离将军衙，往河东街而走，到
了蒙古营明玉家中。那里有不少人议论纷纷，大家问朴寿采取什么措
施，他一言不发。明玉等用巨幅白布写上“将军已走，停战再议”想
投降。革命军不理睬，继续进攻。不久旗营打着“愿缴械投诚”的白
旗，并派代表明玉等前来乞降，革命军才停止战斗，命令旗兵前来受
降。有300多旗营官兵到东门大街集中，缴械投降。闽浙总督松寿自知
罪恶深重，被带到革命军司令部时吞金自杀，朴寿逃跑后当了俘虏后
被处决。作为清廷统治福州专政工具的旗营至此彻底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