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拥有众多郑和史迹。与长乐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占有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一样，长乐的郑和史迹在开展郑和研究方面，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意义。《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研究补缺纠错的实物依据，“巡海大臣”泥塑凸显了郑和在民间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姚氏族谱》为郑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长乐不少郑和史 迹所产生的种种疑问，都值得人们今后进一步探究、解答。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28年期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无论起于南京宝船厂，还是始自太仓刘家港，都要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短则二月，长达一年。在这里集结船队，整编训练，修造船舶，补充给养，购置货物，祭祀海神，等候东北季风到来时扬帆开洋。显然，福建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1]正因为如此，长乐有众多的郑和史迹。如《天妃灵应之记》碑、三清宝殿铜钟、天妃宫大井、三峰塔、文石天妃庙、云门寺、三宝岩等遗迹，郑和舟师驻泊的太平港、太监楼、天妃行宫、三清宝殿、三峰塔寺等遗址，以及最近挖掘出土的郑和彩绘泥塑、姚氏族谱等纪念物、史料等。
与长乐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占有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一样，长乐的郑和史迹在开展郑和研究方面，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一、《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研究补缺纠错的实物依据。
在长乐众多的郑和史迹中，最引世人嘱目的就是《天妃灵应之记》碑。《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郑和碑，系明宣德六年（1431）冬，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刊立。碑身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镌篆文“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计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以及在长乐修建寺、宫、殿和刻碑、铸钟的情况。该碑随天妃宫之圯而湮没。民国19年（1930），一农民在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偶然发现。县长吴鼎芬知此碑珍贵，移置县署。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长乐县当局恐珍贵文物沦落敌手，将碑、钟运往山区南平保存。民国37年（1948）长乐县派员将碑运回，但钟未运回。郑和碑曾先后存放于县民众教育馆和吴航小学，1985年收藏于新建的郑和史迹陈列馆内。
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碑刻其他地方也有，如晋宁的《马哈只墓志铭》、南京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太仓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事迹》和《周闻夫妇墓志铭》碑、泉州的《郑和行香碑》、斯里兰卡的《锡兰山佛寺碑》等，但唯有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全面、详细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经过、成果，以及船队领导班子成员，而且至今保存良好，字迹清晰可辨。该碑的发现，弥补了郑和下西洋文献记载上的缺漏，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促使郑和研究走出单纯依靠文献资料的误区，进入更加注重实物史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阶段。可以说，《天妃灵应之记》碑是开展郑和研究最权威的碑刻文献史料。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往返年代，过去一直以清乾隆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为准。《天妃灵应之记》碑出土后，大家发现碑文所载与《明史》不尽相同。
《明史》与“天妃碑”文郑和七下西洋往返时间对照表
航次 明 史 “天妃碑”文
出 发 返 回 出 发 返回
1 永乐三年夏六月己卯命 五年九月壬子 永乐三年 五年
2 永乐六年九月癸亥 九年夏六月乙巳 永乐五年 七年
3 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 十三年秋七月癸卯 永乐七年 九年
4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 十七年秋七月庚申 永乐十一年 十三年
5 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 二十年八月壬寅 永乐十五年
6 永乐二十二年正月 永乐十九年
7 宣德五年六月 宣德六年
其中碑载永乐五年至七年的这一次，《明史》未记；而《明史》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旧港之行，碑文不载。再查其他史料，证实永乐五年至七年确有这次郑和西洋之行。如斯里兰卡出土的锡兰山佛寺碑，碑文署“永乐柒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谨施”。又如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三保太监》载：“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候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文所载时间更是与天妃碑完全一致。至于《明史》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旧港之行,也许因为并非象以往几次那样,“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 2 ]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远航到印度洋,而只是“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 [ 3 ]几条船只,几个月时间,仅仅因为一项任务航行到南海的“旧港”为止，不能属于“下西洋”，郑和才未将此行记入碑文。为此，大家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次数及年代应以实物史料《天妃灵应之记》碑为准。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天妃灵应之记》碑载：“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前者说法充满火药味，后者内涵则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平外交；前者为清代学者所编撰，而后者为当时当事人郑和亲自刊记。哪一种说法正确，更值得今人称道，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二、“巡海大臣”泥塑凸显了郑和在民间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
1992年6月22日，长乐市闽江口南面的沿海渔村漳港镇仙岐村，一位农民因挖沙偶然发现了湮埋地下的庙宇----显应宫。文物部门考古报告指出，该庙现存建筑构件多为明、清两代。据出土的《重修》碑，知最后一次重修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大约在100多年前因一次特大自然灾害被风沙湮埋地下。庙内5个神台上供奉的彩绘泥塑神像完残共计44尊。其中前殿两个神台，东侧神台上供奉的主神是妈祖天妃；西侧神台供奉7尊神像，居中者坐像高88厘米，人们称之为“巡海大臣（神）”[ 4]，其左侧为一番人，余尊与居中者一样均着明太监服饰。当地有郑和研究人士认为，“巡海大臣（神）”可能就是乡人塑造的郑和。消息传出，迅速引起海内外关注。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福建师大历史系等单位的历史、文物专家专程来此考察，从塑像形成时间、雕塑手法、人物特征、服饰特征，以及当地历史、庙内供奉诸神特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考证，一致认为：这尊塑像大约形成于明万历年间，头戴嵌金三山帽，身着簇新蟒龙袍，腰系玲珑白玉带，脚穿文武皂朝靴，完全是明代宦官特有服饰，可以认定就是统率舟师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5]
除此之外，长乐其他地方至少还有三尊被乡人尊为郑和的雕（塑）像。一是在太平港与闽江交汇处附近的云门寺中。寺内偏殿神龛内有尊高40厘米，身着太监服装的木雕神像，传说这是乡人为了纪念郑和特地雕刻的。二是在闽江口附近三宝岩（即晦翁岩）岩缝中。据说这尊高70厘米的青石雕刻郑和坐像，原置海天山月亭中，明隆庆知县蒋以忠下令改“三宝岩”为“晦翁岩”后，改置三贤祠外道旁岩缝龛中。“文革”初石像遭受破坏头部失踪，二十多年后乡人找到头部，加已复元。三是在市区郑和为其“谊娘”所建的“母梦楼”中。据《长乐建设志》载，这座楼房厅堂中供奉有郑和“谊娘”后人为纪念郑和而制作的郑和木雕坐像。可惜的是，1966年为了兴建“工人新村”，“母梦楼”连同郑和雕像被拆除了。
上述始于明代的长乐民间郑和雕塑，与东南亚各地的三宝庙(宫)以及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和庆典等一样，属于郑和崇拜现象。
郑和之后，朝廷实施“海禁”，对下西洋之举有诸多非议，加上世俗鄙视“六根不全”的宦官，憎恶其中的祸国殃民之辈，所以，尽管“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其身后却未得到朝廷与国人应有的尊敬。明隆庆年间长乐知县蒋以忠在其《晦翁岩记》中说：“隆庆壬申（1572）八月，余政暇一往登临，乃里人辄唤‘三宝岩’。余问故，咸谓斯亭也，始内宦三宝者创，故名。嘻!有是哉?龙峰以岩著，岩赖晦公始显也。名岩顾掩翁，乃崇一内待，其胡以训？亟命易题为晦翁岩，且申令于里人，毋或仍故唤，作斯岩羞。”这反映了当时朝廷百官鄙视太监的心态。然而，就是在这种朝廷官方压制和世俗偏见之下，长乐民间仍然以种种方式纪念郑和，甚至将郑和神化，并提高到与天妃并列的高度。这种在国内其他地方尚未发现的郑和崇拜现象，不能不引起郑和研究学界的深思。
对长乐人来说郑和崇拜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舟师驻泊基地，船队在国内各港口中驻泊时间最长的是长乐，郑和与长乐人相处的日子最多。因为郑和七下西洋，长乐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少史料都可以印证这个事实。明弘治《长乐县志》载：“长乐旧有‘首石山鸣出大魁，十洋成市状元来’之谶。至永乐壬辰，其山大鸣，适三宝太监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焉。其年，邑人马铎状元及第。戊戌，首石又鸣，邑人李骐亦状元及第。”据《天妃灵应之记》碑和《长乐县志》等史料记载，郑和在长乐还大力修建庙寺、书院。如闽江边的洋屿云门寺、闽江口的文石天妃庙、闽江口二刘村晦翁岩的龙峰书院等。许多长乐人跟随郑和下西洋，其中有不少移居海外，这是后来长乐成为著名的海员之乡和侨乡的重要原因之一。郑和七下西洋给长乐人民带来了实惠，老百姓对郑和的敬仰、怀念、崇拜，反映了当时一段历史真实写照。
目前，国内各地塑造的郑和雕塑，各种出版物中的郑和形象，由于设计者的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异。长乐发掘出土的显应宫郑和泥塑，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郑和（塑像），与郑和真实形象的误差应该是最小的。我们认为，今后应以长乐出土的郑和泥塑为准，作为郑和形象作品的设计原型。
三、《姚氏族谱》为郑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法名道衍，字斯道，号逃虚子。洪武十五年(1382)，经人举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他帮助朱棣策划并参与「靖难」起兵，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复其姓，赐名广孝。晚年，姚广孝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
姚广孝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刘基称其“才似诸葛，性近萧何”。他是个和尚，却热衷政治。他未受十年寒窗苦读，却擅长诗文书画，精通儒、道、佛诸家之学，主持纂修《永乐大典》这一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和人类最早的百科全书。姚广孝无书不精，无物不晓，每言必中，算无遗策。他帮助燕王朱棣所要推翻的是一个合法继承，政治基础稳固，民心尚好的皇帝，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整个“靖难”过程中，他始终只在北平运筹帷幄，并不像诸葛亮那样亲赴前线指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拥有五十万大军的建文皇帝居然败在最初仅八百兵力起兵的一个和尚手里，姚广孝的聪明睿智由此可见一番。难怪姚广孝被称为中国“和尚军师第一人”。[6]
姚广孝一直被认为是江苏人，永乐皇帝在其«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载：“惟我太子少师姚广孝，苏之长洲人”。然而，近年发现的《姚氏族谱》指出，姚广孝是福建长乐闽江口南岸的文岭镇姚坑村人，“苏之长洲”，只是姚氏一家的寓居之地。据《姚氏族谱》载，姚广孝的祖父为长乐姚氏始祖姚能举的八世孙，“义翁，字以信……配施氏，仙山(长乐)人，因夷乱华，嗜志不仁，游学江湖，寓居于南京、苏州、长州”。姚广孝的父亲“孟屿，字以宝……配陈氏，(长乐)岭南人，生二子，长子讳广仁，居浙江慈溪，次子讳广孝，为湘城妙智僧。”
《姚氏族谱》南宋开禧元年始修，现存为民国二十年（1931）续手抄本。长乐姚坑村姚氏宗祠有两幅柱联：“七世二元十进士，三朝一候八大夫”；“宋室状元府，明时宰相家”。可见这里历史上文风兴盛，名人辈出。如姚氏第三代姚颖，宋淳熙六年戍戊科状元，第七代姚勉宝佑元年癸丑科状元。姚勉之弟邦佐的四子即姚广孝祖父。姚坑村明教堂培养的第三位状元，就是原籍莆田寓居于此的宋代民族英雄陈文龙。
《姚氏族谱》关于姚广孝家世、生平的记载相当详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基本一致，而且透露一个其他史料所从未记载的重要信息：姚广孝与郑和关系密切，同他一起下过西洋。族谱称：“永乐九年，合同中贵驾巨舰，自福建之长乐五虎门航大海，西南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昼夜抵满刺加，由是而达西洋古里大国。”
族谱还记载姚广孝下西洋回来后：“还诣祖祠，修整谱谍，同中贵新龙峰书院……”这与长乐其他史料记载也是吻合的。姚广孝晚年在北京的房山县东北四十里兴建一座寺庙，取名长乐寺，并留下遗嘱死后葬于此处。明成祖答应了姚广孝的要求，今天的北京房山区崇各庄乡长乐寺村，姚广孝的墓塔犹在。
《姚氏族谱》所传递的信息，使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连串的猜测：郑和是否因姚广孝的举荐而成为七下西洋舟师的统帅？长乐是否因姚广孝的建议而成为七下西洋舟师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年过七十的姚广孝居然与郑和一起下西洋，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长乐还有不少郑和史迹也存在种种疑问。如，郑和谊娘后人所称郑和送给谊娘的“太监球”即球状灯（罩），是否为郑和舟师夜间所用的信号灯？显应宫“巡海大臣（神）”神台上站在郑和左侧的“番人”泥塑，究竟何方人物？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今后进一步探究、解答。
注释
[1]曾国新《福建长乐郑和史迹》，载2005年《福建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论文集》
[2]《天妃灵应之记》碑文
[3]《明史》卷304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4]长乐方言“臣”与“神”发音完全相同
[5]万明《显应宫“巡海大臣”为郑和考》，载2003/06/05《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6]《中华名人百传》之“十大军师”
|
发表于 2005-9-2 10: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