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市漳港显应宫郑和组塑“番人”析

天涯

[IMG][/IMG]

  
       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永乐皇帝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探索海洋、开发海洋和经营海洋的活动。炎黄子孙的这一伟大壮举，不仅奏响了“地理大发现”的号角，而且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长乐下洞江——后改为太平港——作为郑和水师船队主要的备汛港与下西洋的始发地，自然留下了许多佳话与胜迹。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远离长乐县城的漳港镇仙岐村发现湮没地下100多年的大型庙宇——显应宫和许多彩绘泥塑神像，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然而，实属情理之中。
一
    正是在远离郑和下西洋主要备汛港的地方出土如此规模与航海有关的明代后期作品——显应宫和彩绘泥塑神像——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么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尽管明成祖的不肖子孙出于种种原因重新实施禁海政策，但是福建沿海人民依然不屈不挠地继承着郑和的大无畏精神，沿着下西洋的航路，扬帆远航于惊涛骇浪之中。例如明成化年间，福建按察副使辛某“奉敕巡视海道”，就发现“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的现象。另一历史人物何乔新还有诗咏道：“危樯巨舶昼纵横，海上时闻鼓角鸣。”刘迎胜先生在其所著的《丝路文化•海上卷》一书中列出的数字，更加有力地作出了佐证：“据估计，从15世纪到明末的半个多世纪中，每年由西属美洲输往马尼拉的西班牙银元约在300万至500万之间，其中1597年高达1200万元。这些银元的绝大多数用来购买中国丝货。这样造成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中长期巨额出超，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明末以前仅从吕宋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7500万元以上。据日本学者估算，明朝后半期从日本流出的白银总数达2.5亿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而明末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应在3.5亿元以上。”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之后，这种非官方的较大规模的海上对外贸易活动，始终存在。长乐漳港仙岐村出土的显应宫5个神台之上供奉着44尊彩绘泥塑神像，正是当年行船走海人扬帆出海前所必须祭祀的海上众多神祗。
    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权威，曾经武断地认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的身影便从大海上消失了。黑格尔甚至用形象的语言还下过结论：从此，中国人转过身子背对着大海。
    然而，100多年前湮没于漳港仙岐村的显应宫与44尊彩绘泥塑神像的重见天日，非常有力地驳斥了诸如中国人在经营海洋方面“刻意缺席”的谬论。
    二
    在重见天日的显应宫前殿右侧神龛的一组神像，被当地群众称为“巡海大神”。这一组彩绘泥塑神像，除了已被专家初步认定中间座像即三宝太监郑和外，我们欣喜地看到站立在郑和左侧的是“一高勾鼻者，其脸部有着明显的西亚北非人的特征”的“番客”。因为，这一形象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海洋文化固有的兼容性。
    早期，由于航海活动没有形成规模，行船走海人大多以各自的区域为中心。因而，地域观念都非常强。他们心中所尊崇的神祗，也均为各自地域的人物。比如具有悠久航海历史的福州，光在唐宋时期，就出现了许多海神。其中，较著名的有：祖庙设在连江演屿的演屿神，其庙名“昭利”。供奉的是唐代福建观察使陈岩的长子，其人乡居有德，后人奉祀为神。福清有一个昭应庙，供奉闽王副将虞雄。泉州是宋代中国的主要出海口，因而到处都可见通远王庙，供奉的是乐山老叟。各地奉祀的神祗林林总总，但每个地方的小神祗，都各自为王，互不干挠。然而，随着海上交流的逐渐扩大，行船走海人的心胸也不断地宽阔起来，渐渐地舍弃了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在“神圣的世界”里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共同尊崇天妃娘娘为海上最高保护神。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妈祖的香火始终只兴旺在整个汉文化圈内。而且，在这一文化堡垒里，从未出现过异类文化的海神。然而，郑和下西洋率先冲出了汉文化圈，将以福建为主的行船走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带进了两河流域的文明之中。正是这一进步，不但打开了我们先辈的眼界，还铸就了他们宽广的胸怀和开放型品格。所以，长乐漳港镇仙岐村的显应宫才从容大度地接受与容纳了异类文化的“巡海大神”。
    三
    在猜想“巡海大神”组塑中的这一位“番客”是什么人之前，须先弄清楚海洋的区域性文化。
    对诡谲莫测的海洋恐惧，是古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由此产生丰富想象进而崇拜自己想象出来的海神，并非中国人所独有的专利。要知道，海洋是以文化元素划分区域的。西方世界所推崇的著名海神波塞冬，起源于公元二千年前，集西方人冒险、征服、掠夺、霸权诸特性于一身。不论是大海还是江河与湖泊，凡是水域都归其统辖的波塞冬，在古希腊的海神庙里被塑造成一个手持三叉戟的壮年男子，经常骑着骏马在海上飞驰，所过之处，波翻浪涌。这体现希腊文化的本质，崇拜强权。所以，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就是雅典建立海上霸权的时期。步其后尘兴起的罗马文明，也是建立在地中海霸权基础之上。而长期受儒、释、道文化浸淫的中国人，以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的精神塑造出一个阴柔之美的海神妈祖。她身披象征着吉祥的红衣，在茫茫的海上飘行，哪里有海难，她便赶去营救。在她身上，国人们不仅充分享受到慈祥、亲切、无私的母爱，而且还获得了海上航行最可宝贵的东西——安全感。除了东西方海洋文化圈外，还有一个阿拉伯世界。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世界，包括了东北非的古埃及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由于他们地处印度洋水系的红海与大西洋水系的地中海之间的地理位置，使这块土地成为东方到西方海路交通的捷径。阿拉伯世界得益于这一地理环境，很早便成为善于航海的民族。出身于阿拉伯航海世家并自称“怒海之狮”的伊本•马古德，以谙熟如何在红海与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航行而著称。因他曾带领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通过马达加斯加岛与莫桑比克之间的“危险海峡”，将欧洲人引领到了阿拉伯人世代经营、赖以发展的印度洋上而受人垢病。但由于伊本•马古德著有《航海指南》等大量航海文献并经常指导阿拉伯人通过红海与印度洋，因而穆斯林海员还是将他奉为海上保护神。受尊崇的地位，如同中国的妈祖。
    当然，要一向以天下中心自居的中国人将晚于郑和下西洋近一个世纪的人物——伊本•马古德“请”到漳港仙岐村的显应宫里充当“巡海大神”，感情上似乎不大可能接受。但是，对于已成为民族大家庭一员、长期在中国效力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外国人，又另当别论。恰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只不过在航海史的研究中，此人长期未被重视。
    在下西洋的天朝上国船队中，人们只熟悉以郑和为首的“领导集体”成员，诸如王景弘、侯显、洪保、朱良、周满等人；至于随从人员，除了马欢、费信等少数几个人外，其余的就鲜为人知了。其实，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哈三。
永乐十一年，郑和为筹备第四次下西洋，曾专程前往西安，聘请伊斯兰教徒、西安清净寺掌教哈三一同出洋。这件事，在正史和郑和随员的著作中均未提及。直到100多年后的嘉靖二年(1523)，才在《重修清净寺碑》中予以追记。据《重修清净寺碑》碑文记载：“我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率之。”
    有意思的是，同年九月，永乐皇帝下令中官李达组成一个代表团护送哈烈使臣归国。这个代表团的规模与人数，根据陈诚的《两域行程记》、《明实录》以及陈诚诗文等方面的材料，可考者有九人。他们是李达、李忠、李贵、哈蓝伯、帖木尔卜花、马哈木火者、哈三、李暹与陈诚。
    在李达护送团中的哈三，就是西安清净寺中的掌教哈三其人。郑和于四月与哈三约定下西洋，并奏请朝廷批准。大概永乐皇帝忘了此事，所以又同意李达将哈三弄进护送哈烈使臣归国的代表团。作为这个代表团典书记一职的陈诚，在其所著录的《西域行程记》中记载：“五月十五日，晴。明起，向西行。顺河而下，约行九十里，于河边安营，住一日。南北皆至此河两岸安营。差百户哈三进马回京。”
    明初著名的外交家陈城在流水帐式的日记中虽然记载了哈三突然“进马回京”之事，但没有说明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推想，一定是当时身在都城南京的郑和发现哈三跟着李达的护送团出使西域，赶紧向永乐皇帝提出要人。这时候，永乐皇帝才想起来，哈三其人对以后下西洋将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派“铺马快递”将他紧急召回，然后南下，赶上了于这一年十二月初十从长乐太平港扬帆启航的第四次下西洋。
    南京郑和研究会一些专家已经注意到了《重修清净寺碑》，但对郑和仅仅为了聘请一个“通译”，不就近向不乏阿拉伯语言人才的泉州寻觅，而不远千里亲自到西安聘请哈三掌教下西洋之举十分不解(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郑和》一书第102页)。
    诚然，自从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强大蒙古帝国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不少的西域人。如护送哈烈使者回国的代表团中，包括李达在内一共才九个人，就有哈三、哈蓝伯、帖木尔卜花、马哈木火者四个为西域人氏。但是，并非每一个西域人，对郑和下西洋都有所帮助。郑和之所以要亲自出马到西安恭请哈三，是因为从第四次下西洋开始，要越过印度半岛西南的古里(即今天的印度卡利卡特)，入阿拉伯海，进波斯湾，最后抵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最大的岛屿)。特别是后三次，郑和船队不仅远航到了红海，进入阿拉伯世界，而且几乎囊括了整个东非海岸，甚至穿越莫桑比克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危险海峡”，接近好望角。我们且不提已被李约瑟博士证明了的1459年欧洲地图学家弗拉•毛罗在其地图一角的注记中提到的1420年一艘来自印度的中国大帆船对着迪布角外的男女岛方向横越印度洋的事实，单看一下马可波罗对这条“危险海峡”的描述，就会明白哈三在这几次的远航中所起的作用：“马达加斯加岛以南，波涛汹涌，水流湍急，船舶南行，定无返航之望。”但是，郑和船队因有了哈三的引航，得以顺利地穿越过这条一向令航海人毛发悚然的“危险海峡”。
    哈三，有的史籍又写作哈桑。早年曾数度赴天方朝觐，成为颇有名望的哈只。作为经常往返于“危险海峡”的西亚北非人，他自然能像后来的“怒海雄狮”伊本•马古德那样，熟悉“危险海峡”航道。由于他在“危险海峡”为郑和船队安全引航功勋卓著，所以他与郑和一道被后来的行船走海人奉为“巡海大神”。
    “哈桑”二字，多为西亚北非闪语系统的阿卡德族群的人取作姓名。公元3世纪初遗留的画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闪语系统的阿卡德人，长脸勾鼻，多须发。长乐漳港仙岐村出土的“巡海大神”中的那位“番客”，正是“一高勾鼻者，其脸部有着明显的西亚北非人的特征。”因而，可以初步断定，他就是从第四次开始协助郑和下西洋的西安清净寺掌教哈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