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大英雄,无不以领袖天下英才为毕生追求。古代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但他认为刘邦只能带很少的兵,因为刘邦是统帅,而自己是将军。统帅的任务就是发掘、培养将军。任正非身为华为的精神领袖,将兵,也将将。
曾国藩说:做大事者,以寻找替手为第一要义。任正非也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某些意识,使他在这一点上无法正确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本书第一部分写到万润南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万润南给我们讲过的孙子兵法中的“五胜”。最后一“胜”是“将能而君不驭者胜”。任正非呢,下面的“将”越能,越严加驾驭,甚至不惜临阵换将。我在华为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写照。这样一来,下面的“将”越来越不“能”。我认为华为的很多干部能力都不错,拿出来都不一定比杨元庆、郭为差。杨元庆的3年规划其实就是失败的,但是联想允许人失败。而华为不同,它既是一个给人机会待遇的地方,又从不给人独立操作企业的舞台和机会。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高级干部尤甚)被他骂得狗血喷头。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是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明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了。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独立意识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蜕化了。
我是华为高层中惟一没被任正非骂过的人,原因之一是我年龄大(华为内部年龄最大的副总裁),任比较给面子;第二他也知道我自尊心很强,工作比较自觉。我在孙亚芳面前就曾说过:“如果任总无缘无故羞辱我骂我,我会拂袖而去。”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我并不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对我这样的“外人”他还是有所顾忌。我离开1年之后,去办公室拜访过他,我说:“任总,非常感谢你。在华为工作期间你对我人格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说:“怎么这么说?”我说:“你从来没有骂过我。”他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骂你干什么啊?”但实际上有不对的地方他都拐弯抹角,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张口就骂,他对我还是给予一定尊重的。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我这样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只要是属于他那一派,段永基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空间的。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接班之人的命运:
李一男: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初到华为的时候在研发部,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他是华为副董事长,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南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研发部时,大家都很佩服,说三道四的很少。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东西,这反而可能导致失败。
像李一南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原因是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开始时,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李一南出来之后创办了金色港湾公司,一开始承包了华为的数据通信产品的全国经销(打着内部创业的旗号),不久就推出自己的几乎和华为一样的产品,迅速抢占了很多市场。李一男与华为的矛盾迅速升级。华为采取围剿战术:凡是有港湾产品的地方,要求华为无论如何也要把项目拿下,不惜低价,甚至是赠送,目的就是让李一男的产品卖不出去。让任正非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我觉得有两条:一是李一男把华为的人整建制地拉走,包括一些高层干部、甚至董事会的人,如黄耀旭、彭松等,这是任正非很难忍受的,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其次,李一男那么快搞出产品,任正非认为港湾是盗窃了华为的技术的。曾经情同“父子”,如今视若仇雠。
曾经有一次一起吃饭,我跟李一男说:“李一男,你这么做下去,恐怕越来越不利,数据通信设备只是华为的一小部分,对你却是全部,你赌不起。不如向任总服一下软,和解一下,你去说不方便,我去替你说。”李一南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谢绝了我的好意。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惟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
郑宝用(长乐玉田人)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能不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我不好说,因为接班人不是说想培养谁做就能培养成的,我认为做企业家得有素质、悟性和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郑宝用人品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爱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在李一南之前,郑宝用负责研发。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撤下去?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的被弃用。
后来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负责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和临时的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东一茬西一茬的,你不觉得委曲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除此没听说有何其他的过人之处。他举荐的人物之一,是把一个浙大的博士后介绍到莫贝克,后来任为这个博士后曾埋怨我工资给得低,职务提得慢;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莫贝克,据说聂国良和这个人都起过作用。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概。
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曾向我唉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看来只好辞职了。”不久聂就提出辞呈,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之后,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份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作用,尤其任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则会比任的暴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行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但在对待他人的认识和宽容方面,任和孙表面给人的印象则几乎相反,任不管对部下态度如何恶劣,但大多数人还是敬重多于反感;而孙在温和外表之下所透出的严苛,以及一旦对人形成印象后就难以改变的习惯,则大大地影响了她与很多干部的关系。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
孙做过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1996年她带领市场部干部的集体辞职,现在看,这种做法宣传上的效果可能要大于其实际意义。这件事本身也反映了一些搞运动的人那种“左”的痕迹,以及在干部任用上的随意性,它在众人心目中留下了负面影响,人们把账记在孙的头上。
在我主政莫贝克期间,任曾一度让孙担任我的助理,但实际上她一天也未到位。我调离莫贝克是孙找我谈的话,我离开华为,她又代表公司到北京劝我回去。2000年1月3日,是她在我的离任书上最后签字,并把她在哈佛学习的几本书赠给我,我至今没有看过但还保存着。
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当然在员工中建立起心悦诚服的威信,这方面对她更为重要。
[本贴已被 z114 于 2006-03-18 20:10:57 修改过][/COLOR][/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