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郑和船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悲剧。
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惠帝,找了个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
明朝文献,郑和在28年间一共“七下西洋”,其舰队船只数目动辄二三百艘,人员最多时近28000人,旗舰“宝船”比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的旗舰大数倍,设计先进,无论规模、技术均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以当时明朝舰队的实力,要做到环绕地球探险绝非不可能。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而船队的规模、船只的大小等,这三位欧洲航海家,更无法同郑和相比:他们几次航行,船只只有三四艘,最大的载重量只有120吨;人数仅为一二百人。而郑和的船队超过两百艘,其宝船的载重量达到1000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两万多人。因此郑和下西洋的远航壮举,更是彪炳史册,郑和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成祖驾崩后,皇位辗转由宣宗接任,并在最后一次(第七次)航行后不久,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的工作,违反者都被处死,结果很多航海文献也被毁掉。至此中国海上事业日渐衰落,反而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开始肆虐,结果中国开始步向闭关自守的时期,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际贸易和其后的工业革命,却把西方世界推向现代化。
但郑和航海的历史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要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说起。北京,原为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所谓“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区,相对于中原的文化从来是落后地区。公元1153年,金人迁都燕京,北京始成为国都。但那时是宋、金、夏三国鼎立,宋都在临安,北京不是唯一的国都,与此一时期相伴随的是受金都北京统辖的中原地区在文化上全面没落,这也是中国北方在经济与文化上开始全面落后于南方。1264年,蒙元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中国地区全面陷入于鞑靼文化的泥潭,由于战乱整个中国的文化都面临了大幅度的破坏,与此同时欧洲地区却是欧亚大陆惟一没有受到游牧民族入侵的地区。西欧文明由此拉进了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为整个中国在文化上走入没落之始。及至1368年,朱元璋建都应天府称南京,开封为北京,称元大都为北平,首都再次摆回到华夏文明中心地区。开始了文化的复苏和重建时期,这时应该说中国文明在科技和文化上仍然领先于西方。
在明朝靖难之变,明成祖篡位称帝,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活动。但同时为求根基稳固弃南京而取所封偏远故地元大都——北平,当时明城祖虽然篡位成功,但都城之内仍然有许多大臣或明或暗的反对朱棣,而忠于建文帝,我们熟知的就是方孝儒被株杀了十族还不曾屈服。出于这种压力,明成祖想到了迁都其封王时的偏远故地元大都——北平,这里要指出的是金、元两朝都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游牧民族几以草原为腹地,定都北京方便于对整个中国进行统治和掠夺。但明朝定都北京则没有这一需求性和必然性,首都的变迁属于历史事件中由于军事事变或者个人情感原因引起的偶然行为。所谓御敌于国门不过是个托词,但代价对于整个明王朝或者中国来说就异为惨重。明朝长期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思潮风起的南方地区反而受限于落后地区的政治影响。郑和下西洋起于定都南京之时,然而新皇在北京即位后,中国人面向海洋的远航被搁置了。
新都北京是一个尚受鞑靼入侵留下的落后文化影响的城市,明成祖朱棣以后的皇帝都要或多或少受到北方农耕文化影响,其属下的一大班朝臣们,绝大多少整天只能在北京里打转,无法接触、了解海洋贸易,更不会知道远航的的意义、海商对帝国的重要。而位于南方的大臣们虽然了解海洋贸易却不能对朝政施加影响。所以明代定都北京之后,郑和的远航就被禁止了,类似的像海禁、闭关锁国的事件就层出不穷,这大大加重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和向海外贸易扩张的负担。
相较于当时的西欧诸国林立,所以就不会形成类似于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地区领导并阻碍文化先进地区发展的情况。首先感受到海洋贸易好处的伊比利亚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走向海洋,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在明朝海禁之后,填补了印度洋上的真空,垄断了欧亚贸易。
再后就是较伊比利亚国家文化先进的西欧国家荷兰取代西、葡两国成为了海上马车夫,这里要指出的是荷兰曾经受到落后的西班牙统治,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后,就一跃成为了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由此可知,当先进文化地区受文化落后地区的政治统治之后就无法发挥其先进性了。
及至后来俄罗斯奋起直追,彼得大帝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看似与明朝迁都异曲同工,实则一个为求新变革,迁都文化先进地区以辐射全国,革新之势日盛;一个为求皇权稳固,定都于文化落后地区而辖制神州大地,创新发展日益坚难,可谓成效两重天,东西方各自文明成败由此而渐渐注定。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与今天耗资数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何其神似)
虽然说明王朝定都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但这并不就注定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可能。即便是受到国家种种的错误政策的钳制,明末的江南地区仍然展现了其光辉璨烂的一面——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的思想变化,弃农从商成为风气,学子们朋党结社以讨论国家政事,东林党与复兴社开始了政治探索,出现了李贽、黄宗義这样的大思想家。明朝定都北京只不过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探索的道路变得曲折和坎坷把。真正的灾难是在1644年,满清入关之后,璨烂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中国文化再次没落于鞑靼文化的泥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一日差千里。应该说在清代,由于满清入关带来的文化破坏,中国的文明水平己经大大倒退了,但在海外仍有闪光之处,比如说海外华人建立的民主制国家——兰芳共和国,比民主制的美国建国要早了8年。在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水平体现了不同的层次,原先从中国文化吸取养份的日本文明水平已经高于中国了,而在中国由于受到游牧民族入侵程度的不同,南方的文明水平要高于北方。这也体现了当东亚各国受到已经发展状大的西洋文明挑战时的不同表现。日本明智的维新了,迅速赶上了西洋国家。中国在受到教训后,也来了个洋务运动,但南、北表现各不相同,洋务运动的成果南方要多于北方。那一个比喻来说,西方的文化是大学水平,清代中期,日本的文化水平是高三、中国南方是高二、北方是高中一年级,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后来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到后来在北方,北京及其周围兴起了义和团运动,当时的北京中央下了召要求南方各省督都一同剿洋,但受到南方洋务运动感召的各省要员们,明智的《东南自保》,使半壁河山免遭再次涂炭。
辛亥革命爆发后, 出现了南北定都的拉距战。1911年12月29日, 17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成立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迫使清帝退位。后依照南北和议,另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被迫通过决议,迁都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又迁都南京,在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又以重庆为陪都。短短几十年间混战不断,可谓时运多艰。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终再一次定都北京。中国再次陷入落后文化统治的泥潭,且举国上下仍面临以着类似于明代的落后地区辖制全国的境地。几十年后,那些不受北京管辖的华人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个个成了发达国家,而大陆地区仍在跋山涉水。
话说了这么多,郑和下西洋的悲剧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闭关锁国的悲剧,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满清文字狱的悲剧,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洋务运动的悲剧,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北洋海军覆没的悲剧,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文革、大跃进的悲剧。郑和下西洋的悲剧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悲剧就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统治带来的失误决策。
中国人会从郑和下西洋的悲剧中汲取教训吗?我认为不会,今天中国人仍然对郑和悲剧产生的原因仍充满了肤浅的反思,曲解起因,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掩盖真实,所以中国人仍将继续郑和下西洋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