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
日本与我国虽说一衣带水，但对国人而言，日本是个既近又远的国家。中日之间增进了解，对双方都有益。努力去了解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定要去喜欢那个国家，有时候可能你越了解它反而越讨厌它，但是还有一种讨厌或者是憎恨，产生于误解或者偏见、成见，这是不明智的。你可以讨厌对方，但是至少要以正确的、准确的、全面的了解为前提。为了增进国家的关系，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我们中日交往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虚心地学习日本的长处和优点，同样我们也跟日本人讲，他们也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如果中日之间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的话，必将丧失许多的机会。
对于我们来讲，重要的是不忘旧日本，更要关注新日本。过去我们常用两分法看待日本，非黑即白，忘了两端之间，其实还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所以，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日本，以现实的眼光客观地看待日本。
日本民族是个不可小视的民族，这样的一个得天不厚、先天不足的国家，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发人深思。日本不是乌托邦，世界上发达国家还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140多年的历史，今天它虽已退居为第三经济大国，但我认为，今天它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科技水平超出我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它也有不少的独到之处，所以这个国家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傅高义（英文名为埃兹拉·沃格尔）先生在他为《日本第一》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自信满满地宣称：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他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的确，36年过去了，日本那些精华的东西“今天依旧还在”，非但没有变，有些比以前做得更好了：重视教育，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小，干净，少有污染，社会稳定有序，犯罪率低，交通死亡事故少，国民诚信度高，责任感强，收入均衡，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医疗保健遍及全民，人性关怀到位，民风淳朴有礼，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和中国土豪那样过度消费，不买多余的，只买要用的，不买最好的，只买能用的。
这本书1980年出版后不久，傅高义先生应中国社科院邀请访华，他表示我们向日本学习，首先是学习日本国民的团结性强。他说，中国也在强调团结重要，并强调思想统一，但思想是抽象的东西。虽然理性概念是需要的，但光凭它来达到一个社会的团结还不够。第二是学习外国时的方法问题。二十年前，日本考察团常来哈佛大学，现在哈佛大学接待的中国代表团很多，将两者比较一下，便可看到不同之点。第一点是日本代表团来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作为预备知识，掌握了很多情况，所以，对话不是从ABC开始，而是从QRS开始。而中国的代表团来，第一个团提出的问题从ABC开始，第二个团来还是提出同样的ABC问题。在日本，一个团能将其考察的成果向其他的考察团提供，而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是前面的团考察的结果，后面的团不知道。另外，中国的留美学生不知道自己学成回国后到哪个部门干什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日本的留学生能根据自己回国后的工作要求有目的地学习和研究。第三、中国各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太强，缺乏彼此联系和协调。中国人大概应学习日本社会进行广泛交流的优点。
傅高义先生的这些看法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概括出来的，36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差别是否还存在。
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国内不少人在炒作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经济第二的交椅，导致国内一些人沾沾自喜。我们有些人到日本一看，高楼大厦没有我们多，觉得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再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科学的，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并不是GDP，而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GNP（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或地区）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或地区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编者注）。目前GDP在日本经济总量中占比不足40%，而海外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经济的1.58倍，存在着一个强大的、隐形的“海外日本”。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GDP，海外企业的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也是重要指标。
再说，今天我们GDP超过日本，不等于经济质量超过日本。中国的生产率水平总体依然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阶段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在一些重要数据上依然跟日本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表象所掩盖，不能因为GDP超过日本而轻视日本。
人们常说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国内的经济是“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起大落，没有真正的衰退。十几年来，日本国内的生产总值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海外扩张并没有停滞，始终保持着迅猛的发展态势。
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如果说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是量的增长，1970年代以后是经济的质的增长和经济与社会的相谐发展期，可以说当今的日本，正以“环境革命”为号召，进入经济创新和生活质量提升期。彻底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时代，向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过渡，向资源循环型社会过渡；企业采取新的经营方式，改变20世纪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亦增长的模式；国民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削减电光热费用，生活质量反而提高，以减少环境负荷，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齐头并进。通过改善环境，搞活经济；通过搞活经济，进一步改善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循环。政府提出将21世纪变成“环境世纪”，将日本建成资源循环使用和保持领先于世界的环保技术为中心内容的“环境先进国”。日本这种经济发展方向的确定，旨在保持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势头，并继续保持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所以，日本这个国家不可小瞧，我们同它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啊！
2015年，大批中国人从日本往国内背马桶盖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这个马桶盖是在杭州制造的，为何还要去日本买？没错，中国游客抢回来的日本马桶圈，确实产自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内，但负责设计、质量标准和生产流程的都是日本企业，正如iPhone6的组装基地在郑州，但并非中国手机一样。现在，在日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inchina，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商品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管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一个小小的马桶盖映射出了一个大问题，反映出中日间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的的差距，这是对中国企业敲了警钟！
分析人士认为，人们热衷海外购物，表面上看，中国制造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两点：一是工艺，二是材料。而深层次是源于三点：一是产品的功能创意水平有差距，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得不够；二是产品制造标准滞后于其他国家；三是制造诚意缺失，缺少至诚的“匠人精神”、对精致完美的追求。
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是个成熟的社会。与此相对照，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爬坡，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同日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说“不同发展阶段”，雾霾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说雾霾是环境问题不准确，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问题。40多年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却是环境的破坏、精神的荒废、优秀传统的丧失。公害问题就是日本经济畸形发展的直接恶果之一。
当时，日本一心追求GDP，盲目发展工业，却不肯在防止公害和社会福利方面花钱，结果使公害泛滥，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公害问题几乎是每天报纸、电视都少不了的话题，有食品公害、交通公害、空气公害、噪音公害、垃圾公害，等等，五花八门。许多工业区烟云蔽日，夜间难得看见星星和月亮，河川变色，海水污染，鱼虾绝迹，连王八也要进口。东京空气污浊，银座闹市的树受空气污染都枯死了，还有小学生吸入汽车尾气形成的光化学烟雾而晕倒在人行道上。站在东京塔上环视四周，雾茫茫的看不清楚，整个列岛变成了“公害列岛”，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公害大国”。上世纪六七十年年代，日本法院审理了许多公害案件，最著名的是四大公害即熊本和新潟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哮喘病、还有疼痛病等。
当时，许多记者，是以批判的眼光来报道日本五花八门的问题，交通难的问题、住房难的问题、民工潮问题、农业问题、人口过密过疏问题，还有教育应试难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金钱崇拜，等等。
今天翻阅当时的记载，我们不禁感到些许的尴尬和汗颜。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社会问题都在我们国家上演了，而且有些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能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有不少类似之处。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日本在四十年前同样存在过。不过，四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的很多问题，如环境、交通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环境完全变了，日本变成了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的国家，实现了国土花园化。靠严厉的法律，靠市民运动（1960年代后期，日本各地居民控告公害灾情的案件每年都有几十万起），靠经济转型、科技创新，靠全民的环保意识的提升，十来年的时间就解决了环境问题。
交通方面，四十年前，东京、大阪等大城市道路拥挤不堪，常常是人走得比车快。而今，各种交通方式的发展使你从甲地去乙地在路线和交通工具上有多种选择。在东京，由电车、地铁、公共汽车等组成的交通网络已经到了过密的程度。公共交通之迅捷、方便、准时，使私家汽车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私家车仅仅成了休闲时利用的工具，以至于很多人懒得买车。所以对车的概念，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好像不买车就不能成为中产阶级，车是富有和身份的象征。在日本却不同，国会议员都坐电车上班。很多人，比如大学教授，都没有车。
所以我们不妨研究和借鉴日本的经验，看一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一句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历史上，中国曾是日本的老师，反过来，我们今天不妨从他们身上得到某些启示和教益。我们一定要把大中华、小日本的心态去掉，这样才学得快，超越得快。我们今天的心态决定我们的未来，一定要有“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决心。
阅读《日本第一》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对于解决我们成长的烦恼，破解改革和经济转型中的难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当年，新加坡政府把这本书作为官员的必读书，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当前尤其要关注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节能减排的经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经验、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和管理的经验等，还有企业文化、国民素质、敬业精神、团队意识的培育以及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等。 长乐人大部分都是从电视报纸了解日本。真正了解日本的人不多。长乐人还是相信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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