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爽文起义看台湾乾隆年间的村落形态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台湾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较之内地村庄来说更为广泛。对于台湾移民与内地原籍的联系学者们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我们在这里根据极为有限的材料来看一下台湾村庄间的联系及其与城镇的联系。村庄间的关系，距离是一个重要因素。乾隆时期的台湾村庄，近城及大集镇周围最为密集，平原地区平均距离大约在三里左右。如常青率军队自诸罗半处田地方后，“前行二、三里，见路旁数座大庄”。由平原向山区延伸，村庄间的距离也逐渐加大。彰化县的“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东西相去各数里”。进入山区以后，村庄间的距离当更大。
同姓村庄往往通过宗族的关系而互相联系。族长由官府派充，据林家齐供称：“我于乾隆四十六年，奉官派我充当林姓族长，凡催征钱粮等事，是我经管。”后来因为林姓族众拖欠钱粮，被彰化县拘拿入狱追比。但是，林爽文的父亲林劝供称，“前年地方官查拿紧急，林泮就劝我儿子造反。我们族长林绕、林石等不依，将林爽文藏到山内。”族长之一林石居住在阿罩雾庄，林家齐则居阿必罗庄，林绕可能就是林姓在大里杙庄的族长。族下分房。那位被拘拿入狱的阿必罗庄林姓族长林家齐在林爽文造反以后，为了出狱，便向台湾知府孙景燧和彰化知县俞峻许诺，“我是林姓族长，能把林爽文带来投到”，出狱后，他便去找了林爽文的房长林山，与他一起去见了林爽文。从这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在一个同族聚居的大庄中，通常有一个族长和数个房长。而遇到同族的重大事情时，邻近各庄的族长会进行商议，并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族下分房，更表明了一个同族村庄内各房之间有着很较近的血缘关系。如阿必罗庄的林家齐与林爽文的血缘关系就比较疏远，他只是林爽文的无服族弟，由此可以推测，阿必罗庄的林姓与大里杙庄的林姓也是在服制之外的。林家齐如果不是欺骗当局，他本不会受到林爽文的株连。阿雾罩庄的林姓似乎与大里杙庄林姓关系较近，因此其族长林石虽然曾阻挠过林爽文造反，但最后还是被清gov-ern-ment处死了。
而多姓村间的关系，则情况更加复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台湾的多姓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关系形成的。被清gov-ern-ment捕获的张文、朱开，原籍都是漳州，同住在彰化剌桐脚庄。番妇金娘居住的凤山县上淡水庄的丈夫是洪标，洪标死后，她向林乞学习巫术，后又与庄民仙游人林红通奸，可见该庄至少住有洪、林二姓。淡水一带还有不少多姓村，如扈尾庄的义民首领有蔡寸、陈许、林球等，和尚洲庄的义民首领有郑享、蔡论、陈唇等，大平顶庄义民的首领有黄英、王倍、王步云等，三角涌庄的义民首领有龚冬、陈海、陈谁、李恍等。这些义民首领的不同姓氏表明了这些村庄内多姓杂居的情况。山猪毛一带的粤庄，似乎也是以多姓村为多。
同一家族，分布在不同的村庄，这是多姓村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如诸罗县九芎林庄的杨文麟家道殷实，有养子杨光勋和亲子杨妈世，因宠爱亲子，将杨光勋析居至附近数里的石溜班。再如庄大田一家，于乾隆七年迁居台湾，先住嘉义台斗坑庄，父亲庄二“置有田亩，给与庄民黄番耕种。庄二即葬于该庄附近地方。” 乾隆三十一年，兄弟分灶，迁居凤山笃家港，而同族的庄大韭则住在凤山阿里港。
多姓村的关系既受到村庄内部居民关系的制约，也受到台湾移民社会的大环境制约。村庄规模较大的往往能够通过地缘关系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共同体。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扈尾庄、和尚洲庄、大平顶庄、三角涌庄等，他们可以独立的组织义民队伍。因为单独组织义民队伍，其经费也由一个村庄提供和管理，反映了居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意识的强烈程度。但是，同一村庄的义民队伍，由不同姓氏的多个义民首领统领，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些大庄中，不同姓族还较多地保留着自身的姓族利益。这种姓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同一村庄内部展开和协调，这是村庄社会研究中十分困难而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在林爽文起义的特殊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外部社会的压力，使这些姓族达到了有条件的联合──各姓族分别组织本姓族的义民、派出首领，以同一村庄的名义共同出战。而山猪毛一带的粤庄，则形成了超越村庄的义民组织，这种组织通常在村庄规模相对较小、村民对于地缘关系的认同程度强于对于村庄本身的认同程度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台湾村庄与外部社会的联系，要比内地村庄更多一些。从经济上说，台湾的土地制度与内地不同，“台湾业户，开垦田园，召佃承租，即将所费工本收回，名犁头钱。每甲得银一、二百两，每岁止抽分租六石至八石不等。又有佃户自行开垦者，因村黎未谙科则，倩城市殷实之家，充当业户，代为经理纳粮，亦只抽给租数石，名为田面租。其佃户承耕之后，又觅工人代耕，牛犁籽种，悉系工人自备，佃户与分租息，每年每甲可得数十石，名为田底租。此业户得租数多，其田虽系业户出名，而实归佃户承管也。”因此，一般佃户都与城内的业户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就佃户本身而言，往往将土地交与工人[真正的佃农]耕种，自己则外出谋其他生理。
台湾的粮食、甘蔗的种植，大量运往内地，基本上属于商品生产。因此，在村庄内，出外经商、从事运输的人相对较多。如林水返、陈梅同供称，“我们俱住在乡庄内，平日多在外做生理。”在诸罗县子良庄居住的扬章、杨武兄弟“各自肩挑度活”。内地货物也通过商人销往各个村庄。因此，从村庄到城镇，开始形成商品购销网络，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能对这个网络给予细致的描述。
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有关乾隆时期村庄间的集市的记载，但在若干个村庄中，会有一个大庄，在这个大庄中，通常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交易场所，在台湾称为“街”。康熙年间，此类街市主要集中在台湾县，数量也很少，“凤山县延袤荒野，无市廛”，诸罗只有湾里街。但到乾隆十年间，载有街市的庄、里大大增加，台湾县5个，凤山县有11个，诸罗县有16个，彰化县有9个，淡水厅也有2个。到乾隆五十年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前志未见记载的街市，如打猫庄有打猫街，噍吧哖社有噍吧哖街，淡水新庄有新庄街。庄大韭在凤山阿里港开设鞋铺，赖应在三分埔庄开药铺，说明这些地方也有较大的街市。街市的位置或在一个地理或行政区域的中心，通常在一个里、保内即有一个街市，或在里、庄的交界处，如茑松街在台湾永康、武定、广储三里的交界处，诸罗县木栅子街街南属新化里，街北属安定里。位于水陆要道的村庄中，会形成更大集镇，如诸罗大奎壁庄的盐水港街、笨港的笨港街，彰化鹿仔港的鹿仔港街。清军收复盐水港以以后，周围仅造册投诚的村庄就多达八十余个。凤山县治原在兴隆庄，也有街市，但是商业规模原不如相距十里之遥的埤头庄，该处“民房稠密，为往来要路”，因此在清gov-ern-ment镇压林爽文起义后，县治迁到了埤头。
街市的居民一般不受村庄内居民按地缘或血缘分类的局限。以彰化县的牛骂头庄为例，庄内有街市，其居民有广东的，也有福建的，姓氏自然也不同。蔡世运是晋江人，在理番同知衙门任书办；陈秀成、饶九都是嘉应州人，一个务农，一个开布店；纪春是同安人，也在庄务农。可以推测，他们会通过各自的乡缘、血缘等关系与附近的村庄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牛骂头庄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众多村庄中选择一个村庄作为共同交易的场所，除了村落间地理平面直线距离中心的因素之外，社会人文因素也会对这个中心的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台湾移民社会按地缘与血缘分类的特定背景下，这种中心较易在多姓村中形成。 我们还没有找到有关这一时期村庄间的通婚资料，但这同样是村庄间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被捕人员没有提供其妻子的籍贯，但妻子的姓氏都与丈夫不同。可见同姓村一般不具备内部通婚的条件，必须与其他同姓村或多姓村建立一定的通婚关系。多姓村相对来说比同姓村有较多的内部通婚机会，但与内地及其他村庄通婚的情况也不少。乾嘉年间的陈醇泮住嘉义马厝庄，娶妻为他里雾街李氏，而他的女儿则嫁给了台茄冬脚庄的谢家。这三个地方都同属他里雾保，施坚雅的村庄—集镇模式是否能在此适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至于村庄中的绅士和豪杰式的人物，与外界的联系则比一般村民要广泛得多。林爽文做过差役，后又从事贸易，与内山的社番有着较多往来。由于他能够仗义疏财，交友面相当之广。庄大田在台湾南路也是远近闻名的人物。这种豪杰式的人格魅力加上天地会的组织，使他们在台湾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村庄中的绅士，使他们可以在庄内可数个村庄内具有较高的号召力，还可以通过绅士之间的关系与外界发生更为广泛的联系，并与官府交结。豪杰与绅士，是两个不同意义的文化符号，前者是正统体制之外的，后者是正统体制之内的。因此，绅士所能动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利用村庄、家族、保甲等正统体制的力量。而豪杰则往往更多地利用会党等正统体制之外的势力，在村庄、家族内往往被视为行为越轨的人物，他们的不安分行为往往会引起村庄、家族的担忧。林爽文在准备起义时，“合庄耆老发誓，不肯叫他做贼”，甚至被族长关禁。只是由于前来进剿的清军盲动，通过毁灭临近的村庄来威胁，才使事态失去了控制。而庄大田显然居住在一个多姓村，村社内部无法形成对庄大田的抑制力量。林爽文本来是邀约庄大韭在南路发动起义的，庄大韭之推庄大田，是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庄大田“豪杰”，声望不够高。无论是豪杰，还是绅士，他们的社会联系虽然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但并不受其局限。
总之，乾隆时代台湾村庄通过乡缘、血缘、经济等方面，与外部保持着比内地村庄更多的外部联系。这种联系的网络相当复杂，各有系统。就血缘关系而言，单姓村庄比较简单，而多姓村庄则比较复杂。多姓村内的一个姓族可以同时可以和同族的单姓村及另一些多姓村内的同族发生联系。就地缘关系而言，众多的多姓村或单姓村可以同属于一个地缘集团，而在地缘村落集团之间，会形成一些相互共享的市镇，一般的市镇虽然还没有脱离村落的形态，但已经形成了地缘交错、多姓杂居的局面。村庄间强烈的地缘意识，是内地村落中所非常罕见的现象，也是早期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少数地缘交错、多姓杂居村落的出现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类村落将日益增多，从而形成“本地”意识，实现由移民社会向“本地社会”的过渡，这是台湾“本地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村庄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如何自保，或降或叛，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村庄是如何作出抉择的呢？福康安奏称，“虽漳民中未尝无向义之人，而泉州、广东各庄，附贼者亦复不少。除山猪毛、萧垅、学稼等处，始终通庄拒贼外，其余一庄之中，或充义民，或为贼党，甚至有父兄现系义民，子弟复去而从贼，奸良相离，实属不齐。” 在他看来，造反或助清是由于人性之奸良。其实，这种村庄内部、家庭内部作出不同选择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联庄自保。福康安上面提到的山猪毛、萧垅、学稼等处，就是联庄自保，组织义民以对抗起义军的。联庄自保，一般发生在同一乡缘的村庄集中在一个地区，同时其居民与起义军成员主体在原来的分类械斗中处于对立面。在林爽文起义期间，成立联庄自保的地方主要是广东庄和泉州庄。陈盛韶指出，“台湾滋事，有起于分类而变为叛逆者，有始于叛逆而变为分类者。”“闽人习于蛮横，动酿乱阶。粤人明于利害，不拒捕，不戕官。闽人为叛民，粤人即出为义民，保护官长卫守城池。” 山猪毛粤庄就曾派千余义民助守城池。
分类械斗。在起义军主体为漳州人的情况下，作为原来分类械斗对立面的乡缘集团在起义军的压力下，会按照原来的分类械斗模式作出反应。如在起义的发源地彰化县，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泉州人与彰州人的分类械斗。“彰化县城内及附城庄社，系民贼互相烧毁，现在房屋全无，以致泉民多逃出鹿港，漳民多被贼押入山内水沙连并大里杙等庄社。”人数各多达十万余人。而“淡水、彰化交界之大甲溪一带，闽粤居民杂处，间有贼匪潜匿其间，以致各怀疑心，彼此烧毁庄社。”。
依违于官军与起义军之间。如彰化“自条圳塘、东螺、西螺数十庄约计一万余人，多系同安、漳州民人，内中因畏焚杀从贼不少。”而清军反扑过来以后，这些村庄又表示改悔，“不敢从贼”。这些村庄的向背，旨在保护自身的安全，而对起义军势力的盛衰关系极大。
全村逃避。在大规模械斗发生之时，分类集团“结党成群，塞隘门，严竹围，道路不通，纷纷搬徙。匪人即乘此焚其庐舍，抢其家资。哭声遍野，火光烛天，互相斗杀，肝脑涂地。” 为免灾祸，弱小村庄往往采取全村逃避的方式。而在起义大军的压力之下，即使相对集中聚居于一个地区内的乡缘村庄，也会因力量悬殊而采取大规模逃避的方式。如彰化的“西螺村庄系是广东良民居住”，在起义军到来之前，即集体逃避，而成为起义军的扎营之所。清军反扑以后，起义军撤离，清军“未令焚毁，以示区别”。蓝元枚害怕族人被迫“从贼”，也令其族人全部迁出。
村庄内部居民各自选择。如淡水的扈尾庄有的当了义民，有的参加了起义军。参加起义军有自愿的，也有胁从的。如何朝英供，“有同庄素识的沈岸、陈元来向我说，他们已从了林爽文，做了头目，邀我入伙，也做头目，帮助他们打仗。我原不肯，沈岸说要放火烧我庄屋，我无奈跟随他们。” 从常理来说，扈尾庄的义民人数很多，占有优势，但何朝英最终选择了加入义军，他显然在平时与沈、陈二人有着比较亲密的伙伴关系，而与加入义民的村民关系比较疏远，对能否得到村内义民的庇护没有把握。各自选择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村庄内部生活的秘密。在乡缘关系的多姓村，乡缘关系固然是村庄共同体的一根纽带，但是，这根纽带不能对村庄内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与矛盾发生多大的作用。
在林爽文起义期间，台湾各地村庄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起义过程中，为了扩大起义队伍，征集粮饷，起义军一方面通过会党组织、乡缘和血缘关系动员整个村庄加入起义队伍；另方面通过威胁乃至武力手段迫使村庄贡献和树旗造反。对于拒不树旗的村庄，则采取毁灭村庄的办法。同样，清军对于举旗造反的村庄也采取了毁灭的办法。因此，造成了数十万村民无家可归的惨状。
战后福康安奏报台湾的村庄情况：“臣亲往彰化遍加查勘，县城内衙署及民房被贼焚毁无剩，村庄被焚者亦甚多，惟由鹿港至埔心数庄，保守无失。该邑难民迁避鹿港者不下十数万众，……自大甲溪至淡水一带村屋无毁，……本月初旬至嘉义地方察看，城内民[房]尚俱完固，远近村庄亦多焚毁，惟盐水港一处房屋齐全，由嘉义至南路台湾县，难民赶入府城居多，府城以外村庄竟属荡然。凤山城内与彰化相同，其村落多遭蹂躏，惟广东庄义民田园庐舍最称完善。” 经过林爽文起义之后，乾隆时不少村庄的名字在台湾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
对于清代台湾村庄间因土地、水源、交通以及其他矛盾而不断爆发按地缘关系的大规模分类械斗，人们已经给予了充分注意。这也是当时清gov-ern-ment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以后，清gov-ern-ment曾考虑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变台湾的村庄布局。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钦差大臣福康安等奏称：“查台湾地方，本无土著，以全郡而论，漳、泉、广东三处民人，居其大半。而福州、汀州、兴化等府民人，寄籍者亦多，除郡城、县城及港口镇集各处，俱为五方杂处之区，其余村庄，原系自分籍贯，各为一庄居住。惟因闽庄、粤庄彼此交错，田业毗连，遂有构衅相争之事。如能将漳、泉、广东村庄，酌为迁徙，各分界址，使其相离较远，固可以稍杜争端。”但是，他觉得，在行政上、财务上都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同时，他认为大规模械斗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吏治腐败造成的，只要抓好吏治，这项工作不一定有必要做。于是，台湾的村落仍然依原来的分布形态恢复并延续下来。 本帖最后由 不东南天 于 2010-12-14 19: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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