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唐朝思想家林慎思的教育思想初探----作者: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林慎思，宇虔中，自称伸蒙子，生卒年不详，(按:林慎思是长乐潭头人)主要生活在唐朝晚期的唐懿宗时代。咸通年间中进士，官至水部郎中。主张用儒家思想和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推行教化。最后当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时，他“骂巢而死”，在立场上与皮日休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林慎思入仕之初。朝廷“方奉佛氏，宠乐工、耽游宴、怠政事、侈费无度，兵祸未已，而堂老杨收陆严辈，皆以贿败温璋，至有生不逢时之叹。”生活在唐末混乱动荡之时的儒家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运用儒家的治国安邦经略，起衰救坏。在与异教（主要指佛道）的抗争中光大儒家的思想。首先，林慎思撰《续孟子》二卷，共14篇。想利用历来被忽视的儒家亚圣的思想和地位来改变当时儒学不兴的局面。他在书前作简单的序曰：“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予所以复著者，益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尽矣，故演作续孟。”可见，“久行教化”是林慎思所重，“演作续孟”即其借先贤之口，宣传其思想的教育手法，他要在发挥发展孟子思想的同时，加入合乎时代的思想内容。懿宗咸通六年(865年)，林慎思针对时弊又作《伸蒙子》三卷。因其常著书于槐里，故该书又将全书的三部分称为“槐里辨”、“泽国纪”和“时喻”。元惠宗至正十三年(1353年)学者陈留孙在《伸蒙子原序》中曾写道。“《伸蒙子》著名于槐里，其自序曰：‘如有用我，吾言其施，我学其行。’其自负之重乃如此，设使终身不达，抱空言而死于槐里。《伸蒙子》不终于蒙也哉。及其出万年为宰，其言亦既施矣，然而终不能救唐之亡者，所施不遐也。设使以寿终于其邑，则其所施止于是。所施止于是，所言过于是，《伸蒙子》将不近于诬也哉。惟其骂巢而死，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于天下，后世而其重若泰山，《伸蒙子》尤不死矣。虽然，士有不幸，不得行其志以实其言者，古今何限，惟真有所见者，其平昔之言自口则伸蒙。虽终身不达，虽不骂贼而死，余以为奇士。然则言以见志，亦士之所不能无也哉。”称林慎思为唐末“奇士”，充分肯定了林氏振兴与改造儒学，试图拯救衰败唐王朝的志向。只因林慎思生活于乱世，文稿主要流传于民间，直到宋元之际才由孙元复等人发现、推崇并付梓刊印，广为流传。在《续孟子》中，林慎思重申孟子强调的义利问题。他在该书卷首《梁大夫一》中就借孟子之口作了一番议论，对唐末社会动乱，官吏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唐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提出抗议。认为在当时宣传儒家思想已不为世人所重，更不为世人所容。究其原因，是贪官污吏薄仁义而厚利，伦理被颠倒了。为此，欲端正伦理，必须利用教育的手段传播儒家思想，而且首先要说服最高统治者。要使帝王能“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儒学颓败之风可以重振。在此，林慎思虽没直接谈到理欲问题，但强调义利的冲突，无疑对宋元理学家是有直接影响的。
唐朝懿宗时，儒学在官学和科举中仍有地位，林慎思本人也是由此出身，但他深感作为儒家教育的经学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对此，林慎思在《续孟子卷上·高子五》中有些表露。他仍借孟子之口说。“……持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慨叹唐末虽有传统经书礼乐存在，但已不复重用，徒有其名而已。若想重振儒学，不能单靠朝廷的命令，还要靠帝王自身的道德完善。他说：“孟子曰：王苟能恩信来其民，必先以容仪正其身。……不遑以容仪为务，使上下无仪矣。君臣父子何以则乎。”帝王若能以“与民同之”的思想统治天下则可国泰民安。他借孟子之口说：“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诗》云：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要像唐尧等圣贤一样，不以小废大，忘记天下国家的根本利益，“化天下皆如尧之仁”则兴儒有望。他明确强调儒学可以统治万世而不衰，“其言式万代，其政训百王”违此即违天，就要灭亡，故儒学的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说服统治者给予高度地重视。在唐末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林慎思试图振兴儒学的志向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乱世之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林慎思提出了某些改造儒学的思想和主张，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也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和变化作了积极地努力。应该指出，所有这些，主要是因为林慎思非常重视对精神领域的控制，他要以孔孟为榜样，在思想领域中找到自己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的正统地位。
在他看来，从古至今教育民众主要有两条路，一是用礼，一是用法。有人说古人纯朴，今人狡诈，因此，在当代推行教化有许多困难，民众的条件是今不如昔。林慎思对此不这样看，他认为：“今人易化。”有人问：“古民性朴，今民性诈，安得诈易于朴邪？”答曰：“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使东西乎？且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
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圣人善天下之民，犹曰儿也，则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
，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与化未有知之难乎。”这一段话的进步意义有三方面：首先，该论与厚古薄今的传统儒学有所区别；其二，强调了化民(主要是道德教育)与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关系，揭示了道德思想教育的某些规律；其三，对“朴”和“诈”没有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且以流水释“诈”，认为可以“决”使东西，强调了教育对民众的引导和影响作用。这就为他强调儒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创造了新的理论依据。
以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百姓，林慎思认为是儒家统治理论的首要方面。但是，当礼制教育不很有效时，就要辅之以刑或法。他利用自己的善辨口才，说出了一套“有道之君刑峻的理论：“宏文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无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闻尧舜暴虐，桀纣宽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虎狼之为峻也，止于呀风吼雾，噬兽陷人矣，岂及水火之大欤，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犹水火然，无道之君如虎狼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岂不明乎。’”他运用了孟子常用的“无类比附”的逻辑比喻方法，说明了宽仁与暴虐的联系与冲突，改变了传统儒学偏重说教少言刑罚的特点，是个有新意的说法。这是因为，林慎思认为世上的人并非都善或都恶，故此单靠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传统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他进一步深入地看到了教育本身的作用和局限性，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痛恨农民起义军，以至最后与黄巢对抗身亡，但他对教育区限性的揭示却有助于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过去某些学者的分析不同，林慎思并非一味地主张镇压百姓，视唐末黎民痛苦如无睹，他在《续孟子》和《伸蒙子》中曾提倡慎刑，并在《审类》中批评“处上位者不见下民之艰，”了解百姓下民“终日劳心而无告于上”，努力缓合激烈的阶级矛盾。
林慎思认为，统治者除了在生活上要为臣民着想外，还要提倡礼义，特别要实行教育。他在《续孟子卷下·宋臣十一》中强调了教育与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认为恩抚赈给都要恰到好处，因时因地制宜，切不可盲从。因此，林慎思在强调儒学的过程中，也注意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尤其对道家、法家和魏晋清谈的思想注意吸收，借以丰南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对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魏晋清淡领袖人物嵇康及其思想都表示了赞同，虽然在林慎思留下的文字中对佛教没有明确的肯定或否定，但有些讨论的内容也是受佛教影响的。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林慎思在宣扬儒礼之时，明确吸收法家及其他古代思想家及其流派的思想以辅之，突出表现了动荡时代思想家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对许多理论都要重新思考，以其自身为主，从他人的思想资料中吸取有益成份以自圓其说。因为此时任何思想都会暴露出其缺限和不足，必然象先秦百家争鸣时那样，“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起并作，并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相成也。”虽然唐末之时，主要的思想只有三家，即儒、佛、道，但法家、墨家、杂家、小说家、玄学家等仍然保留着影响，儒家以及佛、道三家中各自的流派也较多，都有矛盾和交触之处，共同辅助当时的统治。
既然要振兴儒学，便要选择首要的方面。在林慎思看来，进行儒家教化，首先要抓住“孝”的教育。他在《续孟子卷下·咸邱蒙八》中写道：“咸邱蒙问曰：‘吾闻诸仲尼，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显之也。天生大孝于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于帝裔，而生于庶人，不事于常父，而事于瞽叟。生帝裔则先贵也，身先贵，则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则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节乎？是以取庶人之穷以处舜，则使舜无怠矣。……”强调了孝敬父母，立身扬名首先要心不能安，身不能贵，这与孟子所提倡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肤体，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动心忍性”思想是一致的。虽然，林慎思的这一主张有一定的道理，即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和善性，启示了品格教育的一些规律，但毕竟对劳动人民和劳苦大众有一定的欺骗和蒙蔽作用。让下层民众主动尽孝道，进而忠君，便可使孔盂儒学重新恢复。正所谓“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重视孝道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唐朝使用得尤为娴熟，唐玄宗御注《孝经》，不只对正统的经学教育起了重大影响，也使民间尽孝思想更为深入。因此，唐末林慎思提出重视孝道在社会上已有广泛基础，这一主张在宋元及后世更为扩大和膨涨，成为束缚民众的沉重枷锁。
其次，林慎思认为，重视教化的作用，弄清儒家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是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的重要方面。自古以来教化常行，但收效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林慎思认为，行教化首先要分析对象，看清受教育者的本质特点。特点不明、对象不清，教化的作用就会减少或者相反。他曾经指出，迁善、训导、教育都是外界的一种作用，能否在受教育者身上发挥作用，还要看其内因或本质。这就涉及到了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教育的实施才能行之有效。在另一处，林慎思进一步谈到了教育的作用问题，他说：“求已先生问：‘人之善恶，能化而迁乎？’伸蒙子曰：‘迁矣’。曰：‘性有刚柔，天然也，犹火可迁于水邪。’曰：‘善不在柔，恶不在刚也。火能炮燔，亦能为灾。水能润泽，亦能为沴。及其迁也，化灾为炮燔，化沴为润泽，岂在化火为水乎？人之善恶，随化而迁也，必能反善而为恶，反恶为善矣。孟母正已以化于孟轲，及其迁也，非反恶为善邪。齐桓大功而化于竖刁，及其迁也，非友善为恶邪。所谓人善恶随化而迁，不亦明乎？’”在此，林慎思肯定了教育对改变人善恶的作用，即能“随化而迁”。说明和强调了教育对象的本性问题。认为性有不同，皆出天然，应“随其才性而化”，即效法孔孟等儒学祖师实行“因林施教”的教学方法。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教育的作用是一种转化，有可能由恶迁善，亦可能由善迁恶，所以对教育要有全面地估计，教育内容的错误和教学的不得法均可能引出不良后果。到此，林慎思对教育的论建还没有完结，他还提出了教育应随时间、地点、具休人性的变化而变化，不能默守成规。在这方面他不仅与道家的思想不同，也与传统儒学的某些观点产生分歧，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干禄先生曰：‘子谓今民易化，何唐尧独彰于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谓古民难化，性犹土也，土不移，移则
埆生矣。今民易化，性犹水也。水可导，导则源清矣。是以古之民虽唐尧在上，终不能化顽嚣使有知。今之民有尧之化，孰有顽嚣之难化乎？故日今民易化也。”只有了解民性、时代，才有可能掌握好教育这一重要的统治工具。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林慎思强调了人性的两个特点：其一，人性古今不同，可以变化(尽管他作的比喻不妥)；其二，人性可以通过教育有所变化。将人性的思想引入他的教育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林慎思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倾向，而且闭口不谈佛教的思想。但在行文中已接受了某些佛教的内容，为后世宋明理学探讨人性的教育问题作了一定的探索，这是非常可贵的。
第三，林慎思认为儒学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儒家知识分子自身的修养。在他看来：“治外物易、治己身难”，而后者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习幻惑之徒，蓄其异求，每一呼吸，皆能变寒为暑，变正为非矣。习焚炼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变石为金，变土为银也。然外物荣枯贵贱犹能变之，而已身荣枯贵贱不能变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难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能行于己，与夫习幻惑焚炼之徒何如，是知巧妇之手，不能饰丑为容，壮夫之力，不能拔贱为贵。”严励批评了言忠信之道不能行于己的儒者。根据他的主张，儒家学者应该“慎名”，应该终身为善，不行一恶。他指出：“终身为善，而善未必闻。卒有一恶归之，则为善之名败矣。终身为恶，而恶不可揜，卒有一善归之，则为恶之名弭矣。鲧之职非不专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职矣；管仲之谋非不僭也，一但功既霸，反高其谋也。呜呼!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坏则弃粪坏焉，稗草之丛，蔓于茸兰，忽食则同谷粟焉。”教导人们终日为善或改恶从善，加强自身的修养，为儒家伦理的振兴打下社会基础。在《伸蒙子卷下·刺奢》一节中林慎思讲了一个自身修养的道理，他说：“一树之花，人争盼焉；一株之棘，人争忌焉。且人皆爱花之鲜艳，不知鲜艳能诱人为骄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伤害，不知伤害能诫人行正直之路矣。呜呼!骄奢事极，则花为祸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则棘为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于花，而忌于棘，噫!惑人也久矣。”在此，林慎思论述了美丑善恶的特点和其转化关系，指出道德伦理的修养不是在舒服的环境中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艰难与困苦，而悠闲的环境只能使人懈怠惰落。“韶夏之声，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郑卫之声，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舍也。何哉？可敬者礼节也，礼则难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嗜者非礼也，非礼易惑，或人不能舍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乐者，教难行也。吐倡优之辞，皆得人之喜者，辞易惑也。恶有圣徒能乘其心者，后易惑而难行哉。”这后一段议论，林慎思冠之以“明性’，以“明性”为题，大概是从礼、非礼、敬、嗜、难、易等角度分析人性在修养中的表现。虽然，在此林慎思并没有讲性之善恶，但隐指性的这一表现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可以说这便是宋代理学家所谓的“气质之性”。林慎思的这些思想无疑对后世思想家有重要的启发和影响。
林慎思还认为，在儒家教育过程中，子不必与父同，学生不必与教师同。一方面可以像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言，“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另一方面也可像韩愈在《师说》中所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不必不如师，”甚至可以与老师分庭抗礼或另辟溪径。儒家教育可以教人胜过别人，也可以教人自胜，在自身本性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得到自身的发展。他说：“赵女有巧饰容者，越女见之。谓倾国之态难移矣，岂知习之而反自胜邪。郢人有善
调歌者，巴人闻之，渭贯珠之音可夺矣，岂知习之而反不及邪。且颜容喉舌，天然也，艳丑清浊，岂有同乎!盖以齐庄运动，不得无师矣。仲尼昔师于老氏也，后设其教，则大于老师焉，是师其齐庄也，艳丑岂由于老师乎？韩非子、李斯昔师于苟卿也，后行其道则反于荀卿焉，是师其运动也，清浊岂由于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责其师也，则艳丑清浊亦可移于人，不由天矣。”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本性和教师的教导同样是起重要作用的。因此，受教育者的好坏或成功与否，不能只看成是教师的作用，还要注意和考察其他因素。可以说，像林慎思这样考察教育的结果是比较准确和符合实际的，可以避免片面性和主观臆断。由此可见，林慎思的儒家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较开明灵活的，在唐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程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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