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祖公毛邦伟与祖太伍崇敏摄于北京
历史厚重,厚重的感觉是我再次以仰视的目光,凝望祖公毛邦伟和祖太伍崇敏的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时,陡然而生的。
在这之前,这段岁月在记忆的苍穹下已经永恒。永恒从1975年开始，这一年,祖公的儿子——我的外公毛效良作为“战犯”被特赦回到家中。于是我才知道，我们不仅有个外公还存在，后来我还知道,外公有个姐姐——我的姑婆一直住在北京。大概是因为外公被特赦回家的原故吧，不久，姑婆毅然决定从北京迁往贵阳定居。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姑婆来的时候,天空飘舞着纷纷扬扬的雪花。
外公是一定要去车站接姑婆的。老人家很是慈祥，也很倔强,但却偏偏宠着我们这些孩子,于是我就非要跟着去不可,大人们只好依了就是。
站台上,当两位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走近时，姐弟俩已是老泪纵横,一下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毕竟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回到家里，姑婆小心翼翼地将一本“民国二十八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学毕业录”的线装册和祖公、祖太的三张老照片交给外公,说：“毛家的历史由毛家后人妥善保存。”两位老人传存的分量使毛家后人笫一次感到厚重的氛围。
外公首次让我翻阅那本“同学毕业录”时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厚厚的，有种沉淀淀的感觉。打开蓝色绸缎的硬壳封面，首页上不仅印有祖公——“前任校长毛邦伟”的字样和生前遗照，同时还附有文言文的生平简介以及该校师生对祖公的早逝表示沉痛哀悼的祭文。除此之外,该“同学毕业录”还印有后任校长以及各系部主任、讲师、教员和鲁迅先生在该校任教时期的珍贵照片和本届毕业生照。而在这本“同学毕业录”中，外公还将祖公、祖太的三张照片夹放在其中进行保存:一张是1927年,祖公毛邦伟与祖太伍祟敏摄于北京的一张发黄了的老照片;另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约五寸大小,居左面是祖太的一张妥圆型大头像,右则洗印着祖太于1939年为本届“同学毕业录”题写的一首竖排诗文〔原文如下〕:
民国二十八年书赠本届同学毕业录:
数载光阴驹隙驰
人生会少奈多离
祝君直上青云路
翮翻振鹏正此时
毛伍崇敏 题
最后一张老照片是祖太于1957年摄于贵阳的个人黑白照。据姑婆生前告知,祖太原是南京一大家闺秀,与祖公是留日同学。解放初期,祖太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个世纪50年代曾到过贵阳探望外婆,196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遗憾的是,那本“民国二十八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学毕业录”和祖太于1939年题有诗文的那张个人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位亲戚借去,至今下落不明。现在我们唯一保存下来的除了祖公与祖太于1927年摄于北京的这张老照片外,另一张就是祖太于1957年摄于贵阳的一张黑白照片了。不过这足以让我们骄傲不已！这不仅仅只是些弥散远古气息的珍贵照片,更多的是祖辈的厚重衬托着分量，演绎着历史。我们远去的先人不仅才华横益,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都是一代天骄!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我不得不把我所来得及了解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谨供我们这些后生敬仰：
祖公：毛邦伟(字,子农)，贵州遵义人。生于1873年5月，前清光绪年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甲辰科中进士,属“天子门生”，(举人笫一名)。之后，祖公与祖太伍崇敏同时赴日本留学，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系攻读，为时数年，民国初回国，那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于是当局临时政府教育部便委派祖公毛邦伟充任全国编筹委员会主任,主编中、小学教科书,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自1919年7月至1920年9月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校长；祖太伍崇敏任女师大训育主任(1)，那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和女师大兼课。
1920年9月，鲁迅因一位同乡女学生许羡苏剪了短发逐被女高师则令退学,由此,鲁迅便几次找到我的祖公毛邦伟疏通无果,于是,鲁迅则因此写了篇《头发的故事》(2)，作品主人公“我的一位前辈先生M”便是我的祖公毛邦伟。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至今在一些读物上也能看到。如:《鲁迅日记中的“许小姐”真相》(3)一文就这样叙述：“在鲁迅跟许羡苏的交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她的一次人生经历成为了鲁迅小说的素材之一。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4) 一文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次,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发，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文中所说的‘她’即指许羡苏。
“关于这件事，许羡苏的回忆是：‘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则因此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
那时,女子读书,校规很严,除了不准随意出入校门外,每周回家还必须由家长接送,另外学生一律要把头发梳成盘龙髻或S髻，不许留短发。许羡苏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梳的是蓬松的新潮型短发,于是便遇到了麻烦,后由鲁迅陪同许羡苏去女师大报到并作了保证人。
历史是凝重的,这种凝重让我看到了溯源而上的人生。尽管我的祖公毛邦伟为此事曾被鲁迅说其为“天夺其魄”，但这并非就代表祖公“思想腐朽，品质恶劣”。后生不才，但我则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构成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我的祖公毛邦伟不仅是一位颇具社会名望的教育家、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而且他还是位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期间，他作为进步人士，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代鸿儒——中国古典文学家陈中凡于1918年至1919年,也曾在附设于北京大学的国史编纂处任纂辑员，同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教员(5)。“五四”的第二天，陈中凡鼓励学生参加。在李大钊和北大同学的领导下，女高师组织起学生自治会。那时，陈中凡曾加入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并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一起，担任《国民杂志》编委，这份杂志是学生救国会主办的，反帝、反军阀的倾向十分突出......当时，程俊英〔我国第一代女教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作家〕，曾参与编写《女界钟》刊物，到街头讲演。6月4日，女高师学生冲出校门，参加游行。并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回校后，得知时任校长方还将游行归罪于陈中凡，予以解聘，程俊英、冯沅君等人立即起草《驱方宣言》，历数其十大罪状，印成传单散发，并送教育部一份。是年7月，方还被罢免，(1921年10月至1922年7月)新(任代理)校长毛邦伟继续聘请李大钊、陈中凡等师任教(6)。这样，陈中凡才重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
可是,不久前，我所见小传《我所知道的刘和珍》(7)一文的作者华观澜却这样写道：“……女师大早前的几个校长，如吴鼎昌、毛邦伟等，思想腐朽，品质恶劣，严禁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又对学生百般欺凌、压迫，激起了女师大学生的无比愤慨，酿成了一次大风潮。”真不知该作者在写这段不负责任的文字时，所谓的“百般欺凌、压迫”等的事实依据来源于何处？
实际,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早在我们中学时代的课文上就已学过。1924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事件”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爱国运动，斗争的实质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当时作为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对运动形势和本质判断错误，并且采取了激进的办法，激化了与学生的矛盾，最终遭到了批判。而《鲁迅全集》中注释给她的定性是——“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肓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章中，鲁迅毫不留情地点名“杨荫榆”，并说其为“广纳羽翼的校长”。因而我们除了看到一位镇压女师大风潮的女校长外，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就成了“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杨荫榆因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受到过鲁迅的猛烈抨击，但这也只适用于杨荫榆任女师大校长的这一阶段。
1925年8月，杨荫榆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搜索财物”，“强暴妇女”，杨荫榆精通日语，“见辄怒詈”，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寇杀害。在家乡沦陷的艰苦岁月，她“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风骨凛凛”，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客观的。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根据以上资料,能否运用辩证法去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呢?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阶段的行为表现来判定他〔她〕的一生。说实话,这并非是为某人谋“荣誉”，而是让后人客观认识社会发展的过程。
始建于1908年的北京女高师亦于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国内其他高等师范学校都相继并入或改为普通大学的时候，北京高师和女高师先后改为师范大学，这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独立存在具有深远影响。1926年9月北京女高师又改为女子师范学院大学部(后改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女子笫一部、师范大学第二部)，教育部长任可澄兼任女子师范学院院长；林素园任国立京师大学校女子笫一部学长；祖公毛邦伟任师范大学第二部学长；1927年3月祖太伍崇敏兼任女师大音乐社副社长。
另据，1927年1月9日《世界日报》(8)〔第六版·教育界〕刊载的，题为《女师大恢复分系制 毛邦伟容纳学生要求》一文报道：“女师大学前科分国文、英文、哲学、教育、史学、数学、物理、化学八系。自去年九月改组后，合并为文理两科，该校学生多次要求恢复分系教授，以便专门研究，未经允许，自毛邦伟就学长后，学生又请分系制，毛氏当即允为办理云。”至此，女师大分系制得以延续至今。1928年11月，女师大再次改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祖公毛邦伟继任该院校长至1929年12月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六岁。祖公毛邦伟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时期,均值北方军阀混战,政局极度紊乱之际,但他仍坚持承担教育重任,惨澹经营。这期间,他还著有《教育大纲》，后编述为《中国教育史》(缩微品)等,1932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祖公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这对我国近现代教育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8年10月31日于贵阳 |
发表于 2008-11-13 1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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